本次年会的香港经济学家论坛共报告了4篇文章，于2004年12月12日上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来自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白重恩教授首先讲演，他的文章题目是《政府行政层级与国企重组》。作者关注的是国有企业重组和改制的原因问题，即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会发生重组和改制事件。作者提到了两种假说——效率假说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影响力假说。在这两种假说所分别描述的作用下，国有企业的改制体现为主动和被动两种原因。“主动”是指那些预期到改制后企业效益会提高而进行的改制行为；“被动”则指一种“不得不”进行的改制。作者为了考察在现实中这两种假说哪一种更起主导性作用，利用大样本的企业数据，运用离散二元选择的计量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并检验了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是否存在“靓女先嫁”的选择性问题。评论人沈明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指出，国内外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的文章很多，但象这篇直接探究改制原因的好文章则很少。沈教授也给出一些建议，比如在控制企业特征的同时，也应该再考虑一些市场环境因素，诸如某一企业所在地区所在行业内的私有化程度，企业当地的国有银行绩效、呆坏帐率等，因为本地国有银行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其有没有实力来组织某一企业的重组或改制，进而影响到企业发生改制的概率。
接下来，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肖耿教授介绍了他与刘俏教授合作的论文《中国工业企业隐藏利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文章发展了一个相对一般化的实证框架，来分析中国工业企业的埋利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作者运用1995－2002年的20000家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私营企业的埋利行为最盛，而外商投资企业隐藏利润的程度最低。实证结果还表明，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埋利动机，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倾向于隐藏利润。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作者认为避税、克服融资约束以及由产权不稳定而导致的公司治理扭曲是中国企业隐藏利润的主要原因。评论人沈明高教授首先肯定了这篇文章选题的重要意义和分析的细致性。接着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在计量分析中是否应该考虑“规模效应”，回归方程中是否应该加入企业规模的平方项，因为企业大小与埋利动机之间有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其次，在文章的主回归方程中是将一个设定为独立同分布的扰动项与利润大小的乘积合起来作为残差项，这样就需要考虑异方差的问题，以增进估计的效率。另外，沈明高教授指出，除了私营企业具有最强埋利动机的显著性以外，需要解释其埋利的magnitude是否有现实意义。
第三篇论文是由岭南大学的Jimmy Ran教授报告的，文章题目是《FDI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经济的——来自不同行业和省际的数据》。作者关注的问题是FDI对中国经济的正向影响在今天是否仍然成立，理想中的“溢出（spillover）效应”是否仍然存在，FDI对经济的正面推动作用是否在各省、各行业都成立？通过对最新的中国19个行业、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并非FDI越多，就必然导致行业内和省内的产出越高。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研究者所推崇的“FDI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被文章中的研究结果所否定。作者的结论是，没有外资参与的地方行业发展并没有从FDI的流入中获益，相反受到了负面影响；西部和中部省份从中受到了损失，而东部与沿海地区成为FDI流入的主要获益者。评论人田利辉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建议，最好将外资按来源地分类，以期得到更加有意义和reasonable的结论；另外，在考察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时，应该剔除内生性的影响。
最后，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张俊喜教授报告了他与胡一帆、宋敏教授合作的论文《竞争、所有权、公司治理以及中国企业经营绩效》。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经营绩效这场“战役”中，扩大竞争、私有化和改善公司治理是三大政策方向，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思想派别。作者首先介绍了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渊源，接着表明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实际中，这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其各自之间是否存在着竞争或互补的关系？作者使用世界银行在1996－2001年间调查的中国736家企业数据，进行相应的计量分析，并用技术方法检验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得出结论：竞争强度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微弱，但竞争对国有企业而言，作用显著；私人所有权和公司治理都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改革当中，三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另外，作者发现，替代作用存在于所有权和公司治理之间以及所有权和竞争之间。评论人田利辉教授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用有没有外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透明度（transparency）的指标，是否具有真实性（validity）；样本量比较小，覆盖的行业和地区很少，即数据的代表性和调查对象本身是否具有选择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