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力市场/调查失业率/劳动参与
作者蔡昉，1956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王美艳，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经济转轨时期的城乡就业问题研究》的一项成果。为此项目进行的五城市劳动力调查，还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John Giles和吴要武的慷慨帮助，特此致谢。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这个人口转变过程的完成，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迅速发生和较早来临的人口转变，导致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的转变也较快发生，并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①「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预计仅在本世纪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1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图1）。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1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其中若干年份因没有数字系估计数；预测部分系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数据计算。
图1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及预测
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是在人口迅速老化的情况下，最大化利用人口结构尚存优势，规避日益呈现的人口结构矛盾的要求。然而，目前中国出现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不利于利用人口红利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1995—2002年期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其中城镇的劳动参与率则以更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9%—10%（参见表2）。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的是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经济环境，也影响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从而影响整体劳动参与率。
中国目前出现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是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关的现象，即在城镇失业、下岗严重的情况下，那些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失业者因失业时间过长，对找工作失去信心，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所谓“沮丧的工人”。而一些本打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也会由于对就业机会的预期不好，而暂时或永久地放弃了寻找工作的打算。可见，这种原因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隐蔽性失业。在考察劳动力市场状况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多少人下岗或失业，而没有了解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是就业形势严峻的另一个指标①「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劳动参与率是影响就业和失业周期变化规律的重要因素。因此，把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率并重，同时进行研究，不仅对理解劳动力市场规律有很大帮助，也对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Summers ，Lawrence，UnderstandingUnemploymen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0）。」。
此外，劳动参与率与社会养老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处于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转变的双重过程中，老龄化速度将继续加快，而社会养老资源却严重不足②「蔡昉、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2003年第10期，中信出版社。」。所以，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程度，以及扩大就业，来增强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养老保障能力。当前劳动参与率降低，特别是老职工提前退休的趋势，则会加重本来已经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
本文将对劳动参与率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概述，并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五个城市调查的数据①「该调查是在2001年年底进行的，并于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补充调查。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我们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分别抽取70个社区的700户城市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16岁以上不在学的家庭劳动力问卷。」，对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化进行描述和深入的统计分析，藉此揭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特点，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二、劳动参与率怎样对劳动力市场状况做出反应
劳动经济学在讨论劳动参与率时，出发点是劳动力的拥有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在为获得收入而工作与放弃工作收入而享受闲暇（包括休闲娱乐、接受教育、操持家务、照料子女等）之间进行选择。劳动经济学理论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可能形成两种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即更高的收入使人们具有更强的购买力消费闲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一是替代效应，即更高的工资水平提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诱导人们增加劳动供给。经济史表明，虽然个人由于人力资本禀赋、家庭背景、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以及性别、年龄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对劳动参与具有不尽相同的选择偏好②「Daniel S1Hamermeshand Albert Rees ，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Fifth Edition，New York：HarperCollinsCollege Publishers，1993.」，但是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劳动参与率趋向于降低的过程③「雅各布·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在个人特征之外，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劳动力市场状况即就业机会等，也影响个人劳动参与的选择。关于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关系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假说④「参见雅各布·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第一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Paul Flaim，DiscouragedWorkers ：How Strong Are Their Links to the Job Market？（Monthly Labor Review，vol.107，1984，pp.8—11）。」。第一种是“添加工人”假说（additional worker hypothesis）。这种假说认为，当家庭主要劳动者失业时，为了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家庭中那些作为辅助性劳动者的成员加入寻找工作的行列。
因此，这种假说预期失业率的上升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另一种是“沮丧工人”假说（discouragedworker hypothesis ）。这种假说认为，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由于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在正常情况下本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些人，也会由于信心不足而延迟或放弃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这种假说预期失业率的上升会降低劳动参与率。
上述两种假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要通过统计检验，观察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哪一种劳动供给行为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反应起支配性的作用。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数据尝试对其进行检验。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下列两个结论倾向于获得较广泛的支持。第一，短期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的确与劳动力市场状况即失业率状况相关。第二，经验证明，劳动力市场不利状况所产生的抑制劳动参与的效应，大于其扩大劳动参与的效应⑤「雅各布·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例如，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的金融危机表明，由于危机时期的高失业率，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⑥「Chuhee Lee，Labor2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 in Korea ：1955—2000，Paperpresented for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 of Aging Studies ：Challengeto Global Aging.Tokyo，November，2003.」。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其中很大部分处于失业状态。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每年新增劳动力也构成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这种就业形势紧张状况，表现为城镇失业率的逐年升高。
表1列出了关于城镇失业率的几种不同数字。虽然这些失业率数字的计算，所依据的是不尽相同的定义，反映的失业率水平差异也很大，但都一致地反映了失业率持续提高的趋势。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几种数字的计算和含义。
第一种数字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得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由于包括的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估计失业率年龄范围窄（仅包括16岁到50岁之间的男性1995和16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①「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将登记失业的年龄范围扩大到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并且没有把享受下岗生活补贴人员中的失业者，以及处于失业状况但并未进行登记的人员包括在内，而大大低估了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水平②「蔡昉、王美艳：《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读解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对中国失业数字真实性的怀疑，主要是针对这个指标③「Dorothy J .Solinger，Why We Cannot Count the Unemployed？The China Quarterly ，no.167，August，2000，pp.671—688.」。
第二种数字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计得出。该调查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就业定义，可以计算得到比较准确的调查失业率。但是，该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全部公布，因此，也不能获得实际失业率数字。我们利用其中提供的信息估计调查失业率，即用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即可得出失业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系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乡加总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得出。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制保证了每个人拥有一块责任田，农村劳动力要么在非农产业就业，要么可以被视为农业就业，失业率很低④「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2000年农村失业率为111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所以，在不能获得农村真实失业率的情况下，我们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为零，因而把农村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视为相等，不会产生很大误差。
这项调查的就业/失业定义在统计中考虑了在一定时期内，（1）是否工作，（2）是否积极寻找工作，以及（3）是否能够接受工作这样三个条件。因此，这个口径获得的调查失业率数字似乎偏小的原因是：它把那些从事短期、低酬、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计入就业，而把那些没有积极寻找工作，以及面对一个工作机会却不能在一定时间内接受的人，计为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种数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五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得出。本调查于2001年底和2002年下半年进行。被调查的五个城市分别为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直接计算的这五个城市调查失业率数字，存在高估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可知，城市的失业率高于镇，而该调查涉及的五个城市，在全国城市中又属失业率较高的城市①「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345个地区级以上城市和地区的未加权平均失业率为7191%，沈阳为16108%，上海为10157%，福州为9151%，武汉为11183%，西安为8122%.」。第二，该调查的主体部分，即2001年问卷对劳动参与意愿和接受工作的可行性信息不足，可能把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计入失业。第三，事后抽查表明，许多享受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但实际上就业的被调查者，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状况。2002年下半年进行的补充调查信息更加充分。如果考虑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计算当时的失业率比2001年口径计算的结果要低。因此，参考2002年补充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信息，通过设定一些假设，可以估算出全国的“真实”失业率②「John Giles，Albert Park and Juwei Zhang ，What is China ‘s True UnemploymentRate？Unpublished ，2004.」。
下面我们分析2002年城镇失业人员的年龄构成和失业原因构成（图2）。如果撇开新生劳动力的失业状况，即暂且不考虑“毕业后未工作”的情况，并且忽略原因不明的“其他”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主要由“下岗”和“失去工作”两类构成的失业人员，在年龄上呈现出正态分布，25—50岁年龄组人口构成失业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其中那些年龄偏大的失业者，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少技能和面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在再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随着有较强竞争力的失业者陆续实现再就业，遗留下来的失业者则越来越边缘化。例如，1998年下岗人员中实现再就业的比例为50%，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为30%，而2002年只有15%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有关数据推算。
图2分年龄城镇失业者的失业原因构成
长期不能再就业终究会使这些失业者丧失信心，退出劳动力市场。此外，由于政府不鼓励国有企业把大量富余人员直接推向劳动力市场，因此，作为一种变相的下岗和失业安排，企业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人注定了是生产率低、竞争力差的失业者，更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按照前面调查失业率的定义，一旦失业者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积极寻找工作，就被算做退出劳动力市场，尽管他只是丧失了信心，但仍然希望工作。可见，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不意味着个人没有就业意愿。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恰好也处于有利的人口年龄阶段，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劳动参与率较高，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一人口红利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高增长率①「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失业现象日益严峻化，许多潜在的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加上职工实际退休年龄大大提前，导致劳动参与率以较大的幅度降低。
表2显示的是中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第一种口径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数据，与前面解释调查失业率时所用数据相同，均来源于1‰人口变动调查。同时，我们也给出了第二种口径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系用国家统计局调查得出的城镇就业人口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获得。
虽然两种口径数字有一些差异，但显示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是相同的。
从各地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看，目前出现的劳动经济活动劳动经济活动劳动劳动参与率下降，不是由于人口年龄转变或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致的。直接观察图3，我们以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计算基础，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观察，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两个指标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越是在失业严重的地区，劳动参与率越低。从统计上看，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4而且显著，与我们的预期也相吻合②「我们用345个城市和地区一级的数据计算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相关系数为-0144而且显著。」。
由此，可以证明我们对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解释，即由于失业率持续提高，一方面使那些长期面临再就业困难的失业者丧失信心，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可能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劳动者放弃或推迟了就业。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
图3分地区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对比
三、哪些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为什么
一个人究竟是参与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受到个人以及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孩子数等。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选择参与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对不同选择所带来的效用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我们使用五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估计所有16岁以上不在学的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估计模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模型中所要使用的自变量，以及自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表3）。其中，我们既可以把劳动者分为两组来观察，即把参与劳动力市场组（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组加以对比，也可以把劳动者分为三组来观察，即比较就业者、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群。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五城市劳动力调查。
首先，我们包括了一组人口特征变量。年龄是决定劳动力参与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我们把年龄作为连续变量放入模型中①「也有的研究把年龄分为若干年龄组，将其作为虚拟变量来使用（Chuhee Lee，Labor2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 in Korea：1955—2000，Paper presented for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 ofAging Studies ：Challenge to Global Aging.Tokyo，November，2003）。如果把年龄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中，估计结果没有太大差别，对其他变量的作用也没有太大影响。」，并预期劳动者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家庭事务上，存在一定的自然分工，从而在选择参与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抉择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女性这一虚拟变量，预期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在模型中还加入有配偶这一虚拟变量，主要假设结婚的人可能具有更多的责任感，所以预期其对劳动参与产生正的影响。
其次，我们包括了一组人力资本变量。我们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序次变量，分为四类处理。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预期受教育水平对参与劳动力市场将有正的影响。健康状况是反映个人人力资本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很显然，健康状况越好，应该越倾向于参与劳动力市场。
第三，我们包括了一组反映对劳动者的经济依赖或经济支持的变量。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变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越高，对个人的支持也越大，会使得个人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往的很多研究，还使用家庭规模，作为反映劳动力的依赖者或支持者状况的变量①「Chuhee Lee，Labor2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 in Korea ：1955—2000，Paper presented for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 of AgingStudies ：Challenge to Global Aging.Tokyo，November，2003.」。但很显然，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应该是更好的代理变量。子女数反映了家庭对劳动者的依赖性。照料更多的孩子占用劳动者更多的时间，劳动者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孩子年龄越小，需要的照顾越多。所以，我们把孩子分为0—5岁和6—15岁两个年龄组，来分别看他们对其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四，我们包括了一组反映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身份特征的变量，即看其是否具有离退休、登记失业和下岗身份。在正常情况下，离退休可以领取养老金，登记失业者会领取失业保险金，下岗则从再就业中心得到基本生活补贴，因而倾向于不参与劳动力市场。此外，由于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失业率和其他社会经济差异，所以，我们还加入了5个城市虚拟变量（以上海为参照组）。
表4是模型估计结果①「在估计probit模型时，通常假定各观察值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本研究中，同一家庭的成员在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上，往往具有相关性；即使不在同一个家庭，具有某种关系或联系的个人之间，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上，也可能会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在估计时使用稳健标准误差（Robust Standard Error ，RSE ），来消除各观察值之间可能不独立的影响。」。表4的第二列dFΠdx，是指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自变量的变化对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概率。如果自变量为虚拟变量，则反映该自变量从0到1所产生的离散变化。从估计结果看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②「Chuhee Lee，Labor2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in Korea：1955—2000，Paper presented for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of Aging Studies：Challenge to Global Aging.Tokyo，November，2003.」。女性与男性相比，更不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也印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③「Maureen Kilkenny and SonyaKostova Huffman ，Rural ΠUrban Welfare Program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85，no.4，2003，pp.914—927.」。三个受教育水平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顺次提高。两个反映健康状况的变量，对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而且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参与劳动力市场。有配偶这一虚拟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已婚的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家庭责任，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力市场。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向为负，但不显著。如表3所显示，我们的样本中，就业者、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的其他家庭成员年收入均值都低于15000元。这种水平上的收入，对劳动参与决策不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0—5岁孩子数和6—15岁孩子数的影响方向都为负，而且非常显著。0—5岁孩子数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概率大于6—15岁的孩子数。这印证了孩子越小，需要照顾越多，从而越不利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假说。具有离退休或登记失业和下岗身份，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向都为负，而且都非常显著，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四、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决定因素
按照前面所说，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分为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利用Multinomial logit 模型④「之所以使用Multinomial logit 模型，而不是序次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是因为在这三种就业状态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序次之分。」，我们可以估计各种因素如何决定个人处于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此模型的简化形式可以归结为：
其中，N 为样本规模，J 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分类数，xi为一组影响处于何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变量。我们使用与前一模型相同的变量。在估计这个模型时，需要一类人作为参照组，其系数标准化为零。我们在此处将就业者作为参照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与处于就业相比，分别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倾向。自变量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就业）来说，该变量对处于此类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即劳动力更倾向于处于此种状态；自变量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就业）来说，该变量对处于此类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为负的影响，即劳动力更不容易处于此种状态。Multinomial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估计结果与probit模型是一致的。首先，年龄越大，与就业相比，劳动力越不容易失业，但越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表3，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平均年龄都低于退出劳动力市场者。
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工作经历越长，越不容易失业；但达到了一定年龄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便增大。其次，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反映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所有变量，符号均为负，而且绝大部分都非常显著。这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劳动力越不容易成为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第四，有配偶的符号均为负而且显著，表明已婚者不容易成为失业者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五，由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与本人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所以，在控制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之后，该指标越高，劳动力越不容易失业。第六，0—5岁孩子数和6—15岁孩子数的影响方向都为正，而且大部分非常显著。表明需要照顾的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容易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七，如果处于离退休状态，与成为就业者相比，劳动力越容易成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如果处于登记失业和下岗状态，与成为就业者相比，劳动力越容易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
五、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含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日趋加重，是劳动参与率出现降低趋势的主要原因。或者反过来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就业形势严峻的另一种表现。由此，我们可以揭示在这个特定时期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政策含义，并相应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与失业有类似的效果，即降低了人口的生产性，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进程，从而减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类似人口红利这样的增长源泉，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不可能永远被利用来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因此，在一个国家得以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的时期，需要同时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源泉。或者说，在人口优势出现消失迹象时，一方面要保持那些有利于利用当前尚存的人口红利，并且藉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创造和培养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只有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实现就业最大化，才可能有机会、有时间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压力之下发生的、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劳动力市场退出行为，比劳动者选择处于失业状态更不利于再就业的实现。以往的研究表明①「Christopher Flinnand James Heckman ，Are Unemployment and Out of the Labor Force Behaviorally DistinctLabor Force State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11，no11，Jan ，1983，pp18—42；Paul Flaim，Discouraged Workers ：How Strong Are Their Links to the Job Market？Monthly Labor Review，vol1107，1984，pp.8—11.」，处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与处于失业状态，反映的是潜在劳动者的两种不同行为。而处于失业状态意味着劳动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寻找工作，其结果是面对更多的工作选择。相反，处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人们，对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机会反应迟钝，较少能够抓住再就业机会。因此，减少丧失信心者的人数、提高劳动参与率，有利于个人工作愿望和政府再就业目标的实现。
第三，既然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者对寻找工作丧失信心的表现，改进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通过政府和社区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向有再就业困难的群体提供就业扶助，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就业信心，提高劳动参与率。在一些发达国家，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水平常常是人们自愿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但是，中国目前出现的失业也好，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好，都是由于就业的现实困难而产生的。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处于不工作状态降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五城市劳动力调查中，除了60岁及以上年龄组外，所有其他处于劳动年龄的被调查者中，不工作者与工作者相比，前者都表现出对目前生活水平更大的不满意程度。
虽然退休、登记失业和下岗身份具有鼓励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并没有慷慨到“养懒汉”的程度。如一项调查表明，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62%每个月仅得到100元以下的补贴，30%得到的补贴在100—200元之间，得到200元以上补贴的只占8%.下岗基本生活补贴、失业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等支付水平也都很低，仅限于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水平。从五城市调查得到的数字表明，那些离开岗位的职工，男性的6217%，女性的6918%依赖家庭储蓄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为生，而得到的社会保障支持很少。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的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主要针对下岗、失业人员中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不会干扰劳动力市场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正如本文的经验结果所显示的，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禀赋和家庭人口特征等都影响到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因此，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也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变量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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