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会议医药卫生界别小组讨论的第三天，公立医院改革成为主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没有公立医院体制的改革，就没有实质性的医改，只靠增加政府投入，也解决不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问题。公立医院需要在管理体制、运营体制、服务模式上创建新的规则，“进行一个大手术”。

　　打造新型公立医院

　　2月23日，卫生部公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及16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名单，被称为医改“最大难点”的公立医院改革终于拉开帷幕。

　　黄洁夫认为，《意见》中“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四个分开等指导思想，“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十分清晰，框架很好。但是，试点内容具体如何操作，却仍不够清楚。

　　在黄洁夫看来，公立医院改革关系着医改全局。如果公立医院培养医师的制度不能理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便会缺少人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不能解决，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所以，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应该“尽快总结经验，尽快推开”。

　　此前，不少卫生官员、医院管理者和媒体在谈及公立医院改革时，均将视线集中在医院的补偿机制上，期望政府增加补助。但黄洁夫认为，公立医院需要在管理体制、运营体制、服务模式上创建新的规则，包括人事制度、工资分配制度、服务收费、医疗技术准入、专科医师培训和认定、社会医疗保险付费等多项改革，这样才是“新型的公立医院”。

　　其中，人事制度应采取全员聘任，打破现行职员、雇员、临时聘用人员的身份界线，医院在政府核定的人员总额范围内，自主确定岗位设置标准；采取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医院在政府核定的基本工资的总额内，自主确定工资的管理方法；绩效工资不封顶，要体现多劳多得；要解决卫生部门与教育部门脱节的问题，建立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建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药事服务费悬疑

　　《意见》提出，公立医院试点要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对公立医院由此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可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的方法予以补偿。

　　有媒体和业内人士对此质疑，药事服务费是变相的药品加成，有“拆了东墙补西墙”之嫌，并不能真正降低患者药费负担。药事服务费的概念亦不明确，业内的一种理解是体现医生开处方的技术劳务，另一种则是医院药剂科保障药物质量、提供药事服务的费用。如果是后者，药事服务费的收取，便与补偿公立医院医生的劳务关系不大。然而，《意见》并未对药事服务费的概念进行明确阐述。

　　黄洁夫对药事服务费的理解更倾向于后者。他表示，在医院的运行中，药剂科承担了很多药事管理的工作，其中包含大量技术和科研成分。例如，在器官移植后的用药中，药剂科会测定患者的血药浓度，以决定如何调整用药方案。这显然都要医院付出成本。药事服务费原本正是针对这部分药事管理服务所收取的费用，而不是医生收取的费用。因此，他建议以后应进一步澄清药事服务费的定义。

　　黄洁夫还表示，取消药品加成、增加技术服务收费，主要是为了减少医生的不合理用药。因为在15%的药品加成下，医院为了获得15元的加成，便要向患者开出115元的药物处方，其中便可能存在不合理的用药。

　　医改不能只顾“保基本”

　　黄洁夫还表示，医改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是正确的，但医改的成功，还应包括生命科学的高度发展，要考虑中国整体的医疗卫生水平。这包括，高尖端的科技、设备、人力资源，应有高水平的增长，而不能“全部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满足最低层次的需要，看最基础的病”。

　　曾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5%至16%，但其人均期望寿命等卫生绩效却并非发达国家之冠，这意味着美国的卫生制度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对此，黄洁夫提醒说，美国的医疗卫生制度的确有弊端，也并非中国学习的对象，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利用生命科学获益匪浅，原创药品、原创设备大部分均出自美国，美国的GDP每增长1%，便有0.5%与生命科学有关。因此，黄洁夫强调，中国要有自己原创的药物和设备，这样才是长远之策，才是完整的医改。

　　此外，黄洁夫认为，医改的目的是：让穷人、弱势群体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有一定收入的人，要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一部分钱，承担自己的责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享受高端的医疗保健服务，“要多拿出点钱来”。也因此，多元化办医、商业医疗保险必不可少，应为高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