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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儒学是文明的提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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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16 18: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社会有形态之别,思想意识也有形态之别。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无疑有互动作用,某些思想观念对社会存在会有某种超越成分,但它的主体必然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考察和认识,它的超越也必然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起点,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利益纠葛脱钩。孔子及其后的儒学是帝王认定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应该有异议吧?由帝王选用各种手段使其社会化,对此也不应该有异议吧?儒生大量涌入仕途,依附于王权,升官发财,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也不应有异议吧?儒学确实有关怀、同情民众的一面,但从大局说,儒家主流所论所为,对谁更有利?有些学者试图用“文明”、“文化”、“价值”把孔子、儒家与帝王制度分割开来,可能吗?“文明”、“文化”、“价值”难道没有阶级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能只顾左右而言他?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
  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
  高调“尊儒”真是难于理解,这里只引三句:“没有孔子,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讲的”。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的,1949年后才逐渐确认有56个民族,难道都是孔子哺育的?把中华民族当成挂在孔子脖子上的项链行吗?我们不必假设“没有孔子”会如何,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和过程的综合,怎么能把历史简化到这个地步?孔子之前就没有华夏共同体?孔子之后又有多少人不信孔子之学,难道可以将他们都排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
  说到“导师”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是多元的,至今依然如此。说孔子是尊孔人的导师当无疑问,怎么能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
  有人说,儒家文明是为“人之为人”而设计的。那么多不认同儒家文明的人是否就应开除“人”籍?孔子的独断性是很强的。我们有些人的说法比孔子更甚,真令人惊诧!
诸如此类的说辞都意在把孔子、儒学同帝王体制拉开,表示儒家是独立体系。但作为帝王确认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呢?我不否认儒家对帝王体制具有很大规范性和制约性,而且对在位的帝王常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历朝历代不乏忠谏之臣。像海瑞竟然敢用“家家皆净”嘲讽嘉靖帝,可也正是他在死牢里听到嘉靖帝驾崩竟然悲痛的泣血。致君尧上与维护君主体制就是我反复论述过的一种“阴阳组合结构”,构筑了忠谏之儒主奴综合人格。在实际上儒者更多是从帝王那里求利禄,也算是一种交易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也告白儒者:“书中自有黄金屋”;反过来,帝王能收买无用之人和反对派?离开帝王体制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还有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我期期以为不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试问,这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就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也不止儒家一说,儒学能是儒家之外的保守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如果局限在尊奉儒家派内当然是自己的选择,但请不要覆盖中华民族!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含义,有多少是从儒学平移过来的?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即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我们也大力提倡“孝”,孔子说“无违”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的规范首先是“顺”,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现在这些还适用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鲁迅把旧道德说成“吃人”是文学的修饰,但人格不平等则是事实。对历史上的等级贵贱的评价可以多样,进行肯定亦无不可,但不能抛开事实。
  现在有些舆论惊呼道德失序,道德沦丧,鼓噪往日的道德如何如何美好,儒家的道德可以救世等等。我大不以为然。进入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转型期,转型涉及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起伏跌宕令人眼花缭乱,但主流是从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的转变,由崇圣向自主意识的转变。现在尊儒者又在制造新圣人,这是他们的自由;从另一角度说也是自主意识开放的一个证明。总的形势是公民性的道德观念在成长,仅这一点就远胜于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
  在创建新道德过程中,传统的种种只能是资源。资源是全方位的,不限于儒家。现今常说的“以人为本”,其源头无疑是多元的,但这句话恰恰是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法家提出的。对历史资源分精华和糟粕是很难的,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常见不鲜的。如何开发资源,另行讨论。但一定要把思想体系与引述佳句、隽语分开;也不能把当代人的诠释与古人同一化,如“天人合一”不能都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人有很多冥冥的神性。
  话说回来,知识在逐渐走向市场化,眼下多种儒学、国学班都是公司办的。作为一种产品有人愿意买,也属正常。不过在我看来多为低级产品。至于严肃从事国学、儒学研究,那完全是正当的,也未尝不可市场化。由于互换概念,国学与儒学搅和在一起,于是儒学研究机构的组建也颇有汹涌之势,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是民间自由组合,未尝不是好事,但用纳税人的钱,也希望有关机构能慎重思考、全面权衡一下!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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