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除海外学者外，稿件一般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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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等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
　　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1)、(2)、(3)等。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及以下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

　　5．每张图表必须清晰。行文中标明每张图的大体位置。

　　6．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末尾，并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名字）顺序编号排列。体例如下：
[1] Ahmad, Ehtisham and Yan Wang,“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 1978 to 1988”，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1, 5(2), 231-257.
[2] 布伦纳, “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 载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年。
[3] Carl Riskin, Renwei Zhao and Shi Li,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E. Sharpe, 2001.
[4] 王今美、张松，“中国新股弱势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第49－56页。文中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根据Black (1948：pp.66)的结论 ……” 、“单峰偏好 …… (Black, 1948)”、或“正如吉登斯所言：‘……’（吉登斯，2000：第53页）”的形式。

　　7．本栏目在收到稿件之后的两个月之内给予作者答复是否录用。稿件如被录用，本站将在确认录用稿件之后的两周内在本站相关栏目刊登。

　　中国经济学年会自2001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九届。首届年会于200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至第六届年会分别在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召开，第七届年会在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香港大学召开，第八届年在重庆大学和邓小平同志的故乡广安隆重举行，第九届年会在浙江大学举行。走过九年的发展历程，年会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学术地位愈发重要。中国经济学年会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政府部门以及新闻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学术盛会。

　　根据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决议，第十届（2010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将于2010年11月20日至21日在河南财经学院（郑州市）举行。年会将根据提交的论文举行25-30场专题讨论。任何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论文都可向大会提交。准备提交论文的学者请于2010年 8月31日前将论文（最终修改稿）的电子版上传至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投稿系统http://cea.ccer.edu.cn，并将打印稿邮寄到年会秘书处（以邮戳日期为准）。请各位学者注意，请务必保证电子稿与打印稿的版本一致，并且只有同时提交了电子版和打印稿的论文才会视为合格的稿件，纳入评审程序。

所提交的论文格式为：

1. 首页（文章所属领域、 题目、300字左右的中英文内容摘要、关键词）；

2. 正文；

3. 参考文献；

4. 作者信息页（此项单独一页，注明作者的详细单位、电话、电子邮件等）。

　　年会的主要目的是最新研究的讨论交流，不接受已正式发表的论文。秘书处将组成专家委员会对论文进行匿名评选，并根据评选出来的论文确定会议日程。年会论文投稿领域分类：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卫生经济学，劳动、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国防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世界经济研究，经济学教育，行为经济学，其他领域等，今年将继续开设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国际专场。

　　年会期间将继续举行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大会论坛、经济学院（系）院长（主任）联席会议以及交流教学科研管理经验的见面会，同时鼓励出版社参会介绍和征订经济学教材和学术著作。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

                                                2010年5月4日

注：http://cea.ccer.edu.cn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年会新开发的在线投稿系统，区别于往届年会在CEN资源下载系统的投稿，请各位学者务必在新的投稿系统重新注册后方能使用。

年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

电话：010-62766005/62759000   传真：010-62759000

Email:：cea@ccer.edu.cn   或 mail2cenet@yahoo.com.cn

　　香港经济学会自2000年开始举办经济学双年会以来，已成功举办五届。每届双年会均邀请到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世界顶尖经济学者，以及包括香港财政司司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内的重要财经官员作为主题演讲者，同时，双年会也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者的广泛参与。

　　上届2008年会议，HKEA曾成功邀请了以下著名经济学者作为主题演讲嘉宾：Prof. James Mirrlees（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rof. Steven Davis （芝加哥大学，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主编）、Prof. Michael Greenstone （麻省理工，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主编）、 Prof. Derek Neal（芝加哥大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Prof. Andrea Prat（伦敦经济学院，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主编）, 和 Prof. Mark Rosenzweig （耶鲁大学，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主编）。目前，会议组织者正着手于邀请本年度会议的主题演讲嘉宾。

　　本次年会组委会即日起正式向国内外学者征集会议论文，论文作者须在2010年10月31日之前提交会议论文或摘要（最好提交论文全文），论文范围涵盖所有经济学领域。论文录用结果将于2010年11月5日公布。

　　提交的一页摘要或论文材料内容包括论文标题、JEL编码、关键字、电话传真号码、作者名字、职位、Email地址和论文摘要。

　　个人论文请通过电子邮箱HKEA_conference@econ.cuhk.edu.hk，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会议的论文评估委员会提交论文相关材料。

　　为保证您能参加本会并作学术报告，请务必于2010年11月10日之前完成注册登记工作。

　　有关会议的更多信息请登陆香港经济学会网站：http://www.cuhk.edu.hk/eco/hkea/，网站会更新会议相关信息。

第六届（2010）香港经济学会双年会筹备组

该言论也支持了前雷曼兄弟董事长福尔德(Richard Fuld)的说法，即为防止雷曼破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本可有更多作为。

安吉里德斯表示：“在我看来，似乎几个月下来，大家自觉作出了不救援雷曼的政策决定。这其中似乎还有政治因素在作祟。”他还援引一些电邮和信件作为例证。

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对待那些被认为“太大因而不能破产”的公司。

福尔德对该委员会表示，他不知道为什麽美联储可以借钱给其他机构，却不能一视同仁地借钱给雷曼。他说，自己当时从美联储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确实在借钱给更多机构……但雷曼兄弟不在其中。"

　　从8月下旬起，各银行还将陆续上交此轮压力测试报告，内容包括情景假设、测试方法、选用模型及有效性论证等。

　　《财经》记者综合各方反馈：在房价下跌50％的情景下，大中型银行的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将上升1至2个百分点。

　　但这种“不良率略有上升，影响很有限”的测试结果，并不被业内人士信服。

　　假如房价下跌50％

　　8月18日，交通银行（601328.SH/003328.HK）公布的房贷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如果房价下跌50％，交行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1.6个百分点，对私（个人按揭）不良率增加1.2个百分点。

　　在5月进行的上一轮测试中，交通银行测试结果为：如果房价下降30％，该行开发贷款不良率增加1.2％，个人按揭不良率提高0.9％。

　　两轮压力测试结果，引起各界对房贷风险和政策导向的热议。

　　交通银行公布最新测试结果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提出口头要求，本轮压力测试结果不得擅自对外公布。在随后的中报发布会上，多家银行对房贷压力测试结果讳莫如深。

　　所谓压力测试，指将整个金融机构或资产组合置于某一特定的极端市场情况假设下，测试金融机构或资产组合在关键市场变量突变的压力下的表现状况，看是否能经受得起这种市场突变。

　　自2008年年底，银行业的压力测试开始在大中型银行普遍实施，并逐渐成为常规风险管理手段，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亦包含其中。但是，始自8月的房贷压力测试所假定的“房价下跌50％”的极端情景，因被解读为房地产调控前的“预防针”并引发轩然大波；压力测试的本意反而被“湮没”在各种揣测之中。

　　其实，7月20日，银监会还主动对外披露了上一轮压力测试的结果：在房价下降30％、利率上升108个基点的前提下，样本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将上升2.2个百分点，税前利润下降20％，46家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将上升3.5个百分点、贷款损失率增加30％。

　　“压力测试本来就是银行应该做的。”一位监管层人士说，“银监会两年前颁布了相关指引，推动压力测试常规化。”

　　实际上，早在2004年12月，银监会通过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就明确提出：“市场风险内部模型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反映资产组合的构成及其对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未涵盖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可能会对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因此“需要采用压力测试对其进行补充”。

　　2007年12月25日，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最迟应于2008年年底前，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最迟应于2009年年底前按照指引要求展开压力测试工作。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刘明康在年中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要督促商业银行针对部分城市进行住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做好房地产风险的预警和控制工作。”

　　今年银监会要求各大中型银行要按季度开展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工作，部分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房贷风险成为银监会年度风险监管重点。

　　5月，商业银行开展了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分析不同压力情景下（全国房地产价格平均下跌10％、20％、30％）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质量下降幅度。

　　随即在今年7月底，在已有的房贷压力测试基础上，银监会再次要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南京、广州等7个房价过快上涨城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析在房价下跌50％的情景下，商业银行房贷质量受到的冲击。

　　在本论测试中，银监会仅对房价下跌幅度做出了50％的极端假设，其他风险因素则由各家银行自行设定。

　　“这次压力测试没有设定其他参数。”前述监管层人士介绍，监管部门提出的是最基本的要求，具体操作取决于各家银行。比如，房价下跌50％的定义，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操作——可以是房价指数，也可以是实际的房地产价格。

　　据《财经》记者了解，商业银行需填写一套含“变化”“明细”两份表格“房贷压力测试表”，分别需要填报商业银行房地产相关贷款总量、分类情况，以及“贷款房价比”等信息。

　　银行除了上报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商业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的总额和分级情况，还需报告房地产上下游产业贷款并做相应的压力测试。

　　考虑到上一轮压力测试，整体表现明显落后于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本次压力测试汇总后的结果很可能高于目前已经公布的平均水平。

　　压力测试之惑

　　在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对房价下跌50％情景下进行压力测试时，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也在层层加码。

　　8月13日和8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分别在北京和江苏常州强调：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

　　在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房价下跌50％的压力测试，被外界解读为政府调控信号：“政府不怕房价下跌、房地产没有绑架政府、房价下跌并不可怕、房地产调控要继续”等。

　　监管部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房贷压力测试是想提示商业银行警惕极端状态下的金融风险，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房地产政策走势无涉。

　　“压力测试本来就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就是发现在极端情况下它对风险有没有做好准备。” 上述监管部门人士介绍，“压力测试用于极小概率发生时的银行业情形，虽然极端，但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压力测试通过测算银行在遇到假定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析这些损失对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对单家银行、银行集团和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做出评估和判断，并采取必要措施。

　　在压力测试结果陆续公布之后，多位银行风险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不良率仅上涨1至2个百分点的结果“与直觉很不相符”。

　　“近期两次压力测试的缺陷首先在于数据的缺乏。”某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经理告诉记者。此次房贷压力测试中，四大行基本采用国际通用的小概率事件模型，对数据要求较高，零售业务以及公司类业务模型需有5年－7年的历史数据。但多数银行都不能满足。

　　无法提供足够长期的数据，多数银行采用了模拟方法或参考同业数据，数据的缺乏以及模糊性使压力测试的结果准确性受到影响。

　　“即使能提供完整数据，但在中国这样快速转型的阶段，经济情况变化很快，银行也在逐步转型，历史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没有西方社会那么大。”一位股份制银行风险部人士说。

　　另外，不菲的建模成本和人才的较高要求，使得一些小型银行更难驾驭压力测试这项工具。“就建模型来说，很多小一点的银行都没有这个能力，”一位监管机构人士称，“即使勉强做出来模型，也不太稳定。”

　　与欧美大型银行针对个人业务开发上百个模型的做法相比，国内大多数银行仍处“初级阶段”，而对于小银行来说，专业模型师和硬件投入是不小的开支。“几千万什么都干不出来。”一位大型银行风险部人士介绍说。

　　此外，此次压力测试主要针对房地产信贷的信用风险，对整体宏观经济的波动考虑并不充分。“压力测试有严格的前提假设，”一位大型银行风险部人士说，“如果房价下跌50％，引起宏观经济的震动可能完全破坏这些假设条件，这种情况下，做如此极端的压力测试可能会失去参考意义。”

　　“如果房价真的下跌50％，整个市场可能都没有交易了，银行信用风险传导机制需要重新研究，实际的结果肯定和理论的测试结果不一致。”某大行人士说。

　　由于压力测试模型复杂，各银行采取的变量不同，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银监会暂时难于检验和统计，此次压力测试最终可能只做“风险提示”。

　　“关键在于银行业本身要有压力测试的理念——虽然是小概率极端事件，但是可能发生。”8月21日，监管部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压力测试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压力测试，采取措施抵御相关的风险冲击，化解相应风险；同时，通过压力测试，发现内部流程和管理上的问题，及时弥补；此外，也要通过压力测试来培养人才、将银行前、中、后台协同起来，更好地控制风险”。

　　目前的压力测试结果很难反映真实的房贷风险，一位银行业人士说，“看看近两年来新增的房贷量占总额的比例，大致能对风险有个判断。”

　　近一两年新增房贷总额攀升，在信贷总盘子中所占比例不断变大。若房价大幅下跌，此部分贷款的风险将最先暴露。

　　根据央行发布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6月末，国内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8.71万亿元，其中购房贷款余额5.74万亿元。而自2009年年初至今，个人住房贷款新增额约为2.3万亿元，占余额的近一半。

　　“2009年六成房贷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浙江、海南等房价高速攀升、不确定性较大的地区，房价一旦下跌将受到很大影响，这个数据或许更能反映银行真正面临的房贷风险。”一位银行业人士说。

　　本刊记者张曼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0年8月下旬，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会。评审委员会委员由发展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重点科研机构、重点高校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部分委员组成。评审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评选出以下4篇论著为获奖作品。

著 作

论 文

 设立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宗旨是：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促进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表彰为发展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做出贡献的海内外研究人员。评奖标准是：在选题上须立足学科前沿，反映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或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在本学科领域处于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独到的深入研究，或者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对国家制定政策和长远规划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对评奖结果给予公示。公示时间：2010年9月1日－2008年9月30日。

对以上评奖若有异议，请联系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张鹃，电话：（027）87559631， 手机：18971062922，传真：（027）87559631，电邮：jzhang@mail.hust.edu.cn

在公示结束后，基金会将于12月上旬举行“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2010年9月1日

2010年8月下旬，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会。评审委员会委员由发展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重点科研机构、重点高校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部分委员组成。评审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评选出以下4篇论著为获奖作品。

著 作

论 文

 设立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宗旨是：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促进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表彰为发展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做出贡献的海内外研究人员。评奖标准是：在选题上须立足学科前沿，反映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或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在本学科领域处于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独到的深入研究，或者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对国家制定政策和长远规划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对评奖结果给予公示。公示时间：2010年9月1日－2008年9月30日。

对以上评奖若有异议，请联系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张鹃，电话：（027）87559631， 手机：18971062922，传真：（027）87559631，电邮：jzhang@mail.hust.edu.cn

在公示结束后，基金会将于12月上旬举行“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2010年9月1日

2011年中央财经大学接收外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论坛) 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力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推荐免试，是指部分高等学校按教育部规定推荐本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确认其免初试资格，由招生单位进行复试的选拨方式。

一、接收专业及人数

我校接收外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的类别只限于学术型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暂不接收。接收专业均为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内的国家重点学科或北京市重点学科，即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会计学。接收人数为100名。

相关专业和相关学院接收推免生的人数分布表

专业及代码接收人数接收学院

政治经济学（020101）3经济学院（3名）

国民经济学（020201）4经济学院（3名）、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1名）

区域经济学（020202）3经济学院（1名）、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名）

财政学（020203）24财政学院（11名）、税务学院（9名）、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4名）

金融学（020204）28金融学院(20名）、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4名）、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4名）

产业经济学（020205）3经济学院（2名）、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1名）

国际贸易学（020206）5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3名）、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名）

劳动经济学（020207）3经济学院（1名)、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名）

统计学（020208）3统计学院（3名）

数量经济学（020209）1统计学院（1名）

国防经济（020210）1国防经济研究院（1名）

会计学（120201）22会计学院（22名）

二、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二）申请人必须是教育部当年批准具有推荐免试资格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并获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资格（不含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院学生）。

（三）申请人所在高校须是“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或申请人所在专业须是国家重点学科，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排名均名列申请人所学专业总人数的15％以内。

（四）已获得国家英语(论坛)六级水平考试合格证书或参加英语六级新题型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含）以上者或能证明同等水平的TOEFL成绩、GRE成绩、雅思成绩等。

（五）申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与申请人本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申请人在本科学习期间必须修过相关高等数学课程且成绩平均分在75分以上。

（六）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未受过任何处分，无任何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及其他违法违纪记录，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七）对公开发表科研成果较多，且证明有特殊学术专长的免试资格获得者，专业排名和外语条件可适当放宽。

三、选拔程序

（一）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在我校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下载打印《2011年中央财经大学接收外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二）我校将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查、评议，确定复试名单，并及时通知取得复试资格的申请人来学校参加资格确认、复试和体检。

（三）申请人提交以下材料：

1．《2011年中央财经大学接收外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网报时下载），须加盖申请人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

2．由本科所在学校教务处出具的申请人已获得本校推荐免试资格的证明材料原件一份。

3．有效期内的学生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至目前为止的所有本科成绩单原件一份，须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5．英语考试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学术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或承担的课题结项书等）及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学校及各学院组织复试：

1．专业课笔试，满分100分（具体范围见中央财经大学2011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相应专业复试笔试科目）；

2．专业课面试，满分100分；

3．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满分100分；

以上三项成绩中如有一项成绩不及格（60分以下），则该考生不能被录取。

考试总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30%+专业课面试成绩×60%+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10%。

体检统一在我校校医院进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四、录取原则及要求

（一）我校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则，根据考生的考试总成绩，结合申请材料，综合评价，择优录取。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部公示，如无争议，即确定录取。我校对拟录取的同学发出接收函。

（二）拟录取的推免生须按教育部的要求，持中央财经大学接收函，到本科所在学校教务处（或研究生院）领取推免生网报校验码，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并现场确认等。未获得推荐免试网报校验码及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的推免生，录取无效。

（三）我校正式录取通知书统一于调档政审后寄发给本人，寄发时间为研究生招生当年六月。

（四）被录取的推免生入学后第一学年免学费，第二学年开始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五、其他说明

（一）我校确定接收的校外推免生，未经同意，不得以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份私自办理出国留学、通过“双向选择”进行就业以及再次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统一考试。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1．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存在舞弊现象的；

2．申请人在本科第四学年学习期间有不及格科目的；

3．在毕业时未获得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的；

4．患有严重疾病隐瞒不报的；

5．毕业论文成绩在“良”以下（不含良）的；

6．其他影响录取的事项发生的。

本办法由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立场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常见障碍，称这些因素妨碍了商会成员与中国对手展开公平竞争。

　　这些障碍包括：执行环保与劳动法律时偏袒中国企业，一些强制认证要求对外企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不当限制，优待含本土知识产权的产品等。

　　报告称：“欧洲企业在华投资机会仍然严重受限。尤其是在战略投资领域，欧洲投资者继续在电信服务、保险、建筑与汽车等诸多行业严格受限。”

　　该商会称，因欧洲企业在华开展业务面临重重障碍与风险，2008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不足3%的份额流向中国。

　　据说现在许多人都怀念开放前的社会状况，说那时没有这么多犯罪，没有“黄赌毒”，也没有造假制假。但也许这些人没想到，那时人们之间也没有诚信。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高，儿女可以出卖父母，学生也可以出卖老师。为了拿到好成绩，中小学生作文造假成风。由于是公有制，你的我的都是国家的，企业欠银行钱也不必还。不诚信的基础是利益，同样，诚信的基础也是利益。

　　商帮的诚信就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做买卖，从事商业活动，就是与人打交道。你不讲诚信，骗别人一次，别人就永远不相信你，不与你来往。而且，你骗别人，别人也会骗你。没有诚信就没有交易，这点道理谁都明白。每个商帮，甚至没有商帮的商人，都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正在于诚信是他们所有人赚钱的成功之本。基于这种认识，各商帮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作为自己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都把“诚信至上”作为自己经商的格言。因此，有关诚信的记载和传说不胜枚举。

　　最典型的诚信模范莫过于晋商了。晋商的诚信包括了两方面内容：对外是对贸易伙伴（称为“相与”）和顾客的诚信，坚持“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对内是掌柜与东家、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诚信，东家对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放权，掌柜与员工对东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正是这种诚信保证了晋商的成功。

　　当时并没有银行票号的立法，票号为客户汇兑银子，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得到的是一张银票。《大清律》中并没有保证银票可以兑现的法律。客户愿意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完全出于对票号的信任。票号以“见票即付”保证自己的信誉。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北京的许多达官贵人随慈禧西逃，到山西要把随身带的银票换为银子。面对疯狂的挤兑，票号坚持“惊天动地赔得起”，正是这种诚信的精神，感动客户，1900年以后成为票号业的鼎盛时期。晋商实行两权分离，但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大漏洞，即大掌柜“权、责、利”并不一致，大掌柜有经营管理的大权，东家不得干预，甚至过问，有实实在在的“权”。大掌柜拿最高的薪金和最高的身股，参与分红，“利”也是巨大的。但大掌柜没有任何责任，经营亏损由东家承担 “无限责任”。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大漏洞”会引起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但在票号经营的一百年中，并没有出现今天常见的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靠的就是东家与大掌柜之间的诚信。制度不是万能的，道德弥补了制度之不足，晋商给了一个案例。

　　晋商和其他商帮诚信的建立在原则上与今天是相同的，一是靠道德说教，二是靠制度。不过在具体的方法上则与今天有相当大的差别。

　　从道德的层面上，各商帮都把诚信作为最大的美德，并用各种方法让大家接受。一种方法是树立一个诚信的偶像作为榜样，让大家学习。晋商是把关公作为诚信的榜样，倡导“关公崇拜”，其他商帮或者也崇拜关公，或者崇拜其他人，总之，目的是相同的。当时的人还是“有神论”居多，相信神的力量，也害怕神的惩罚。二是用传统文化来教育人。当时儒学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标准。所以，各商帮都重视读儒家经典，并用儒家思想来教育一代又一代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多元化，也很少有什么异端思想能影响普通人。因此，这种思想教育就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在明清时代，思想教育作用比今天要大得多，因此，诚信的思想在现实中的作用也要大得多。各商帮诚信的建立中神和思想的作用远非今天所能比拟的。

　　在任何时代思想和道德说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起到更大作用的，还是制度。制度的作用在于你按道德所要求的去做，会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违背道德则要受到惩罚。在制度的作用上，当年的商帮和今天的商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就是当年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起作用的法律或其他制度安排，而只有局部的，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所以，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把前一种建立在普遍社会制度之上的信任称为高层次信任或无限信任，即可以信任任何人，包括在遥远的地方，自己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这种信任才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后一种是建立在局部性制度之上的信任，也称为低层次信任，或有限信任，即只相信自己熟悉的人，信任的范围相当有限，因此，无法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商帮中诚信建立的制度基础就是这后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各个商帮也只能建立这种有限信任，但这种有限信任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诚信，主要靠两种制度。一种是无形的制度，即习俗。在明清时代，商业交易的范围还不广，交往的主要是 “熟人世界”。熟人之间互相了解，也就是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个“诚信度”评价。在这样的圈子里，无需什么制度，相互诚信已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 “习俗”。这种习俗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社会学家称之为“无形的制度”，即没有什么文字写成的制度，但大家都会遵守。二是有形的制度，即写为文字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一种是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契约或合约，另一种则是行会或会馆的公约，通过行会和会馆结为帮的目的之一是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把每个人的这种愿望写出来并得到公认就成为一种制度，违背这种制度，在这个“熟人世界”中就难以生存下去。这种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约能得到法律的保证。

　　在企业内部，也有有形或无形的制度保证诚信。首先应该注意，当时的企业基本都是家族企业。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成员之间共荣共存，利益紧密相关，相互之间的信任度最高，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企业都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基本原因。尤其是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以儒家的家庭伦理观为精神支柱，其信任度更高。家族的扩大是宗族，同宗中的各个家庭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同宗之间利益关系的密切仍超过了无血缘关系的人，所以相互的信任度也超过非同宗的人。徽商在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这种同宗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各个家族和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和族规。这些有形的制度也加强了同一家族或同宗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家庭、家族和宗族都是社会组织，规范同一家庭、家庭或宗族内成员的有形或无形制度是明清商帮信任关系的基础。

　　企业做大之后不可能全是家庭成员，如何在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建立诚信关系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是靠激励，用共同利益的关系让员工忠于企业。晋商实行身股制，员工可以根据身股参与分红。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一致，忠诚度就有了基础。二是靠有形制度的制约。晋商中的这类制度包括：第一，用乡不用亲。“不用亲”是为了更严格地执行制度，“用乡”是因为对同乡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利用同乡要顾及家人和族人的利益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二，外地分号工作人员不许带家属，不许在当地纳妾，甚至不许去青楼之类的地方，这些规定看来是道德要求，实际是防止员工携家逃跑或由于纳妾、去青楼而诱发贪污受赂，背叛企业；第三，种种“号规”或“店规”都是限制员工对企业背叛，有些甚至是非人性的。如员工返乡探亲要搜身，不许员工与非山西女子结婚等等；第四，严格的财务制度，防范员工的贪污、私分等行为。各个商帮也有类似的制度，以保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在企业内，制度还是保证员工忠于企业的保证。

　　应该说，在道德说教和制度的双重保证之下，各个商帮在一个商帮内、在一个企业内还是实现了诚信的。尽管这种信任是低层次的，但在当时商业发展很有限，商业交易活动也不复杂的情况下，还是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种诚信关系也仅限于明清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一套无限诚信的制度体系，所以明清时期发达的商业无法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由于道德和制度的作用仅仅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这些因素对现代社会很难起到作用或很难采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甚至连有限的信任也难以实现的原因。高层次的无限信任缺乏制度基础，低层次的有限信任现在也难以建立，这正是目前我们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之一。

　　IMF经济学家毛罗(Paolo Mauro)说，欧洲目前的违约风险被过度估计了。

　　在由IMF经济学家编写、并于周三发表的三份有关财政问题的报告中，IMF说，数个国家都危险地接近“债务极限”──在这个极限上，市场可能会对违约风险作出反应，将新贷款的利率推得一飞冲天。据IMF对23个富裕国家的分析，希腊、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日本非常接近这个“债务极限”，而爱尔兰、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则正在步入危险区间。

　　IMF的分析并没有预测说，触及债务极限必定会引发市场的反应。举例来讲，尽管日本有着巨额债务，利率却非常低。

　　IMF经济学家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说，市场为什么还没有把日本关在门外？他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国债是由国内投资者持有的，而日本家庭都大量储蓄。奥斯特里说，不过人们都在说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存款的减少。

　　尽管对巨额债务的危险提出了警告，IMF经济学家对有关希腊的市场却发出了不同的讯息。IMF和欧盟今年已经向希腊提供了总额约1,110亿欧元（合1,420亿美元）的贷款。IMF经济学家说，希腊和其他发达的欧洲国家极不可能违约，反驳了那些警告说IMF的救助只是权宜之计的市场分析人士。

　　根据IMF的估计，尽管政府削减支出，2013年前希腊债务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50%。分析人士说，希腊公众不会有继续保持节俭的兴致，他们会坚决主张违约。

　　不过毛罗和另外三名IMF经济学家说，过去30年来，有数个国家削减支出的幅度都达到了希腊避免违约所需的幅度。他们还承认，违约不会有所助益，因为希腊将被排除在国际借贷的门外，到那时也仍必须大幅削减支出。

　　此外，他们说，尽管希腊如今要为新贷款支付更高的利率，希腊支付的平均利率比发生过违约的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利率要低。

　　毛罗说，一旦国家承受住了调整的痛苦，他们就会坚持下去而不会违约。

　　IMF说，总体来讲，七大工业国(G7)中不断升级的债务水平是由福利国家的增长造成的，特别是医疗支出。G7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

　　两名IMF经济学家编写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35年中，国债一直是发达经济体的减震器──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上升，在形势良好的时候不下降。

　　比较排名现象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在一个信息过量和竞争激烈的时代，它以一种简便、有序的结构组织信息。巴西比阿根廷更民主，但不如西班牙。加拿大人比蒙古人更幸福。这些比较用一些指数表示，由此披上科学的外衣。

　　进行这种比较的有利一面是，人们可以更准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其它国家。人们还可以把这些指数用在数据分析中，将每个国家作为数据点，弄清彼此的关联，甚至其中的因果关系。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更高，是因为它更民主，更富裕还是拥有更长的假期？理想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找出具体国家政治格局背后的普遍性和趋势，然而人们还可以发现特殊性（当某个国家没有落入一种不好的全球趋势时）并尝试从中学习。

　　但是真正的动机并不那么美好，也并非纯粹从知识上考虑。在大多数国际比较的背后，都别有目的。一些动机可能相对无害，比如提高指数创建机构的知名度。“福布斯400富豪榜”(Forbes 400)、“财富500强”(Fortune 500)和Freedom House指数全都提高了创建机构的知名度。但是如果创建指数的目的是提高知名度，那么它就应该制造头条新闻。“澳大利亚比乌拉圭略胜一筹”不太可能成为新闻头条。最好是找到“美国排名大幅下降”这样的标题。因此，除了其它许多因素外，人们有动机强调这些具有煽动性的新闻头条。

　　当关心比较结果的有关方面为比较提供了赞助时，问题就会更糟糕。他们往往会在显要位置显示赞助方，或说赞助方取得了巨大进步，或者受到某问题困扰主张当局采取相关政策措施。

　　而在这方面精打细算也可能毫无作用。

　　报告使用者有自己的选择偏好。比较报告常被有心人夸大、渲染和简化。业绩滑坡或欠佳的消息可能被对手利用。利益相关方竭力渲染可怕情景，将竞争差距夸张放大，利用爱国情绪推动融资或出台政策。

　　此外还存在比较方法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出奇不完善。其中存在定义问题。一项指数，往往建立在某个或某几个含糊且随意性很强的“社会指标”的基础上。就像香肠，还是别知道它的制作过程为好。

　　然后是可比性问题（苹果与桔子怎么比？）。不同国家的数据往往无法比较。而所谓“国家”数据，又是什么意思呢？2002年，西班牙共开展过6项涉及该国互联网普及情况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最多竟相差2.5倍。那么在国际比较中，应该采用哪一个数据才符合西班牙真实国情呢？

　　还有比较标准的问题。在那些主要的手机大国中，哪国的手机普及率最高？有一年，按用户数量计算，韩国以20%的普及率拔得头筹。但如果把使用率不高的预付手机也计算在内，瑞士以20%的普及率领先。如果以人均使用时间作为标准，美国以40%多的比率位居榜首。每个国家都可被称为领先者或落后者，排名结果很可能取决于判断的标准。

　　在含糊的数据供应链中，国家数据提供者的问题，甚至比国际数据整合者的问题更大。以宽带互联网（围绕这方面比较的辩论尤为激烈）为例，人们有许多动机夸大用户数量。对各国政府而言，这会让它们的高科技政策显得好看；对现有手机公司而言，良好的国际地位可作为它们反对重新加强监管的理由。

　　新入行的公司也会夸大用户数量，以提高在潜在客户和投资者中间的可信度。公平而言，各国政府必须经常依靠企业报告。然而这些报告可能毫无价值。在中国，一家审计机构发现，81%的企业都曾粉饰过自己的生产账目。难怪中国的国家统计数据往往看起来很靓丽。

　　数据质量欠佳，一定程度上缘于投入不足。就政府工作而言，统计工作最不受重视。政府统计部门资金不足，而且每当裁减经费就会首当其冲。

　　那么在另一方面还有谁来对真实性把关呢？学术界和媒体必须提供中立的分析。唉，它们都变得更加政治化或需要进行明显精简。学术界（经常是维权人士或咨询师）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数据充作“弹药”，而不是启迪民智。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来自政府间组织的数据在研究员心中近乎权威。然而，政府间数据存在问题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全球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但有些人指出，报告涉及的某些国家实际上并不发布GDP数据。或许是有根据的推测？如果是这样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估计的扎伊尔的GDP，只有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60%。

　　质疑数据质量及其收集方法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只听到失败者的抱怨。那些数据漂亮的国家没有理由抱怨。因此一家主办机构很容易对批评置之不理，认为它们是“酸葡萄”或沙文主义，并认为这（尤其是来自实力强大的国家或企业的批评）是在试图向它们施加压力，而他们在高尚地坚持真理。

　　学术界也是如此，数据收集工作不受重视。它既耗费时间，又带不来荣耀和前途。即使数据存在问题，但如果其他所有人都在用它，就没有人能够反驳。相反，如果后进学者对如此多资深学者使用的数据提出批评，就会令自身陷入危险境地。在许多国家，学者如果质疑正面的国家数据，将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因此，使用平庸数据的坏处很小，而提供精确数据的回报则很低。

　　然而，数据质量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将会陷入像环境研究那样的境况——数据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由此降低了整个领域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里有一个方法。如果能厘清撰写比较报告的“良好惯例”，将会有所助益。因此，一些国家科学研究院或国际研究机构应出面推荐进行国际比较的方法和步骤。可以参照建立了一系列“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会计界。GAAP没有涉及具体类别的公司，而是就如何处理特定类型的问题提出了普遍方法。它也不只推荐一种方法。此种举措应避免着眼于具体的政策纠纷、具体的国家或具体的企业。它不是在比较，而是就如何进行比较提供指导原则。

　　如果采取了这种做法，我们就能极大地提高国际比较的可信度，从而提高公共政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