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次失业冲击与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大学生和农民工等三个群体的就业压力相碰头，形成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同时严峻化的倾向，因而显得特别突出。就业在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中心位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时常与就业不充分、社保不到位、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等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理解就业是民生之本，形成重视就业最大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原则，是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当务之急。

　　从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大批外向型企业订单剧减，很多企业停业甚至倒闭，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虽然2009年春节之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已经回到城市，陆续找到新工作，但是，农民工面临更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同时，2008年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一改2003年之后的下降趋势，上升到4.2％，2009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3％。

　　此外，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遵循国际劳工组织对调查失业率的定义，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城镇调查失业率。受金融危机影响，该指标可能在2007年基础上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6％。

　　尽管中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逐步显效，经济增长率企稳回升，但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存在“无就业复苏”的危险。厘清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就业。

　　由于中国存在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必然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一致，因此同样的投资规模、甚至同样的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创造效果。以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为例，我们运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分配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拉动效果大不相同。

　　第一种组合按照2005年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实际投资结构来分配全部投资。这代表无金融危机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常态。模拟分析结果显示，“4万亿”投资完成以后，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4482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9.6％。

　　第二种组合采用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做出的投资结构安排，即把灾后重建投资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别列入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分别列入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及建筑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筑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环境工程都属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属于制造业。分析显示，这种投资组合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135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1.0％。

　　第三种组合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分配全部投资。我们根据就业拉动系数，给每个产业赋予一个权数。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就业拉动系数最高，排第一位。其他产业按照就业拉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邮电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析显示，如果按照基于就业拉动系数的权重分配投资，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5.5％。

　　比较可知，如果按照第三种组合分配“4万亿”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将比第一种组合多61.4％，比第二种组合多40.9％。

　　虽然制定投资原则需考虑多种因素，且上述产业划分也比较粗糙，分析所用的模型与现实有差距，但模拟结果仍然提示我们，投资计划是否充分考虑就业因素，会令其创造就业岗位的效果大相径庭。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中国政府需要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对中央财政目前安排的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并且运用政策手段，引导地方配套投资及民间投资，使投资结构更多地向第三种投资组合靠近。全面来看，中国政府应当认真考虑，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以下举措，进一步强调促进就业的重要性，把就业最大化落到实处。

　　第一，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应当直接宣示就业目标。2008年下半年，面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2009年经济增长率力保8％。由于中央强调了保增长与保民生的关系，这个8％的增长速度要求的本意是明确的：对于保就业的要求已经蕴涵其中。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同步扩大，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贯彻中央保增长意图时，难免会忽视就业问题，可能产生增长与就业目标的矛盾。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宏观政策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目标，而不仅仅是GDP增长目标。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的确定，应以最大化就业作为重要考量。政府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方案，以及各种产业振兴规划，固然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同时，起到了扩大就业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明确地以就业最大化为投资领域选择的原则，可以产生更加明显的就业扩大效果。此外，就业增加有利于稳定和促进消费，形成投资和消费内需同时扩大、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虽然主要是从总量上调控宏观经济，如果把就业放在调控目标的突出位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有了共同的基准，从而推动就业、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会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信贷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更多关注，可以使金融更加直接地服务于扩大就业目标。

　　第三，及时颁布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字。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加注重就业，有关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必须成为宏观经济部门的基本决策信息。因此，符合国际惯例并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应公开、及时地予以发布。

　　不过，单靠失业率指标还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全貌，例如，该指标不能反映那些因对就业前景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时间等指标也应该作为调查失业率的补充性信息，予以及时公布。

　　第四，区域发展战略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避免美国式的“无就业经济复苏”。美国经历1990年至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增长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被认为是老布什未能连任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2001年至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再次出现，并且持续时间更长。不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预计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走低。

　　美国经济衰退后之所以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原因之一是在衰退期间，大量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导致国内岗位的损失。在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保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份额，有赖于形成一个产业在国内的雁阵式转移。

　　然而，目前出现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的加快增长，主要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倾斜式投资的结果，导致这些地区工业中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从就业最大化原则出发，把西部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转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不仅可以延续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也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摆脱金融危机困境的突破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_制度经济学的分析.pdf

　　首先，创业带动就业是实施扩大就业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就业本来就是产业或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要扩大就业必然需要通过创业促进产业活动，并不断扩大其规模。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取得的就业和再就业效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各种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实现的。2006年我国城镇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总规模分别占单位登记就业总规模的37.8%。而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还有9859万人或占35%的就业没有在单位就业统计和工商局登记中体现出来，其中很大的部分属于小规模创业及其带动的就业以及自谋职业的劳动者。进一步强调这个促进就业的政策手段，是对政府积极就业政策以及发育劳动力市场成功经验的一个总结应用。

　　其次，提倡以创业带动就业，具有抓纲带目、事半功倍的效果。通常意义上的就业只是个人行为，而创业形成的结果则可以是群体性的就业增长。也就是说，创业作为一种促进就业的手段，不仅产生一对一的就业效果，而且以一定的乘数创造大于一的就业机会。例如，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资料，2007年上半年，我国私营企业总数达到520.5万家，吸纳就业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达到2621.4万家，吸纳就业5309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平均就业规模分别是13.31人和2.03人，这就意味着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分别是以13和2的乘数而创造就业岗位，前者以一个人的创业创造13个人的就业机会，后者以一个人的创业创造2个人的就业机会。

　　第三，以创业促进就业更符合当前就业特点。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在面临就业的劳动者群体中，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一方面，这个新生就业群体因缺乏直接工作技能和就业经验，在寻找就业岗位的过程中常常遇到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下岗失业群体不一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反而具有教育水平高、知识新和思想开放的特殊优势，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越来越高。对于他们的扶助应该与针对下岗失业者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为他们潜在的创业能力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对这个青年群体的需求实际上是巨大的。通过鼓励他们创业，不仅解决他们自身的就业问题，同时发挥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从而带动更多的就业，是符合当今世界就业潮流的。

　　最后，把创业和带动就业相结合，也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一条有效途径。单纯的就业通常只能使劳动者获得劳动收入，而创业还可以使他们获得其他投入要素的报酬，意味着通过鼓励普通劳动者以创业带动就业，可以使劳动者群体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收入水平。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时，首次提出把“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作为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的一条途径。这里，财产性收入不仅指诸如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收入，也包括创业过程中获得的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可见，鼓励创业不仅解决一个人甚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还通过劳动报酬和其他要素报酬加快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使收入份额向普通劳动者一方倾斜。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十一五”规划 社会 民生 美好生活 世界银行

　　一、认识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深刻认识这个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定义，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825美元—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255美元—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0065美元，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从一个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的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跃升到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观察世界各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跨越，继而向高收入跨越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起步，对于随后的发展绩效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1970—2003年期间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30余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已经处在典型的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既面临向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环境状况、改革与调整的进程、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等。但许多因素的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作为其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也就是说，低中等收入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的时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激励，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在经济发展效果上表现为大分化。国际上公认为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平；而最不发达的国家常常收入分配异常不公平。例如，目前位居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0.59和0.58；而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塞拉利昂，基尼系数高达0.63。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只有0.30，属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期间，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表现为基尼系数逐年提高，1997年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基尼系数目前已达0.46左右。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二、在初次分配环节兼顾公平与效率

　　党的十七大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论述，相比于十五大和十六大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表述，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个新表述实际上指出，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是高度统一的，特别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两者绝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加以认识和处理。

　　考察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情况，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统一的认识。收入的分配格局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模式。人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要素报酬（即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其他资源如土地的报酬。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采取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则资本获得的报酬就高，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拥有者集中，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如果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通过在城乡创造更多的普通就业岗位，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收入差距就比较小。

　　例如，作为各级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结果，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新增就业大幅度增长，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逐年下降，从6.1%降低到2005年的5.2%。同期，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中，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提高，并与最高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到2006年，前者增长率是12%，后者降低到10%以下。虽然这还不足以表明收入分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却说明就业扩大、劳动者报酬份额提高对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确是具有抑制作用的。

　　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后，由于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会相应导致消费需求的扩大。近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下降，从2000年的63.8%降低到2006年的38.9%，而GDP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同期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1.7%和14.5%提高到40.7%和20.4%。其结果是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和顺差的扩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减弱。一旦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效果增强，则可以改善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有利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减少、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刘易斯转折点越来越近。这个转折点预示着一个符合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即市场力量和政策倾向逐渐转向保护劳动者利益。首先，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充足和称职的劳动力所进行的竞争，可以推动劳动者得到接近合理的工资，工作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工人的利益较多地得到保障。其次，适应劳动力市场供求趋于平衡的新情况，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日益自觉地实施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从而整体上形成一个越来越有利于下岗职工、失业者和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的市场氛围和政策环境。因此，这个时期恰好是加强劳动立法和执法、改善劳动关系、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的大好时机。

　　三、在再分配环节更加关注公平

　　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一旦收入差距超过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人们会对政策失去信心，对改革产生不好的预期，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不公平就会转化为没有效率。因此，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自发力量的不足而进行的再分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将收入分配格局向合理有序的方向进行调节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当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增长过程中大部分劳动群体的收入问题时，社会再分配政策便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更加集中地使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效果，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在再分配领域，一方面同样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应该更加侧重公平原则的贯彻。

　　虽然在再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之间也不必然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要把握和选择好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和限度的问题。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制，构建社会安全网，保护弱势群体。这种方式靠发挥政府职能，目标明确且直截了当，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问题。但是，再分配政策过多地依靠政府行为，带有抽肥补瘦的性质，如果运用不当，也存在着伤害合法的勤劳致富者的积极性的危险，还会导致一部分人群形成对再分配政策的依赖，创业和就业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该政策手段的运用需要恰当设计，把握好实施的力度和限度。

　　为此，要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的扶助对象。首先是对因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而陷入困境的群体，如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进行救助。其次是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平衡共济，如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失业人员领取保险金等。第三是对由于政策原因承受特殊冲击的群体进行补贴或救助，如对资源枯竭型产业中与企业脱离劳动关系的工人进行补偿。最后是对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造成的困难对象进行特殊支持和扶持，如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工业反哺农业等地区或部门支持政策。在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的扶助对象和范围之后，需要通过更加准确的瞄准，集中资源扶助真正的困难群体，提高政策效率。

　　由于再分配机制更多的是在社会保障、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实施，处理好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把重点放在创造条件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公平享有程度上，最终过渡到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人群之间的平等享有。以城乡关系为例，城乡之间在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和公共服务享有水平方面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在收入方面表现出的差距。一方面，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享有，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生活质量差距，损害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差距，使得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不仅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最终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挑战莫过于通过再分配政策，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之光在城乡均等地照耀。

　　作 者： 蔡昉 

　　摘要：At present, China finds itself at a crucial momen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should embody the requirement of "sound and fast" development, whose prerequisite should b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show that when m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derate to high income society, wide income distribution discrepancies may hinder economic growth.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is trap, China need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utilizing both ...更多market mechanism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 achieve a "fair" and "efficient" income balance during the rudimentary and redistribution phase.

　　关键词：Income distribution; Income trap; Efficiency; Fair

　　全文详见：108_115.rar
 
　　文章出处：China 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2008年02期 

　　作 者： 蔡昉

　　摘要：中国的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是整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发挥了基础的作用。但这个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仅仅关注经济增长,没有真正把就业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就业扩大效果,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初衷。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理解就业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体制,实现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英文摘要：Both the Chinese reform of employment system and expansion of labor market are the critical aspects of economy reform.Under this reform process,the government emerges positive employment policy systems which conform to market economy principles,and the market exerts element effects to allocate labor resource.This reform has not been completed.If the macro-economy policies focus on economy growth only,and not take employment as elementary policy-making start-point,it would neither obtain favorable effects of...

　　关键词：就业; 经济增长; 菲利普斯曲线;

　　英文关键词：employment; economy expansion; Phillips curve;

　　文章出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中国的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是整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时常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发挥了基础的作用。然而，这个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理解就业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关系，从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一、积极就业政策需要完善的方面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积极的就业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政府和努力和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作用，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城乡就业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大幅度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对于劳动力市场若干事实的描述和澄清，可以充分说明了这一成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政府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第一，就业扩大还没有成为各项经济政策的优先原则。普遍和充分的就业有助于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是保持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因此，能否保持和扩大就业，应该成为各项经济政策制订的首要依据。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把GDP和财政收入作为第一考虑因素，而这些目标与就业的扩大并不总是一致的。

　　第二，就业创造还没有成为引导投资方向的核心标准。在劳动力仍然丰富的条件下，全社会投资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有利于最大化创造就业，表现为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但是，地方政府的GDP动机和对税收的渴望，常常更容易通过在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而在短期内实现。这导致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第三，扶助就业和再就业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一致努力和所有工作的重要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这一点通常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充分就业，却主要作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个部门或少数部门的责任。鉴于就业问题的至关重要意义，以及该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方方面面，这种工作力度是大不相称的。

　　第四，社会的主要就业创造行业还没有获得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公平的政策待遇。第三产业的一些部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以来就业的主要创造者。但是，这些行业、部门和企业类型，在工商注册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并不具备与那些就业效果较差对手的同等条件，因而它们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就业效果。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传统认识

　　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的增长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保障。实际上，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际和国内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而且一定的增长速度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带动就业增长。

　　一般来说，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那些急于赶超发达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人为扶持重工业或所谓“高新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的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就缺乏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这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时间里也能够达到较快的速度，但不能实现最大化就业。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是不利于吸收就业的。

　　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例如，把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四个国家，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四个国家和地区相比，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仅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后者，其平均失业率水平也比后者高2倍。

　　从中国的实践也能够看到，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仅仅关注增长，甚至名义上关注就业却没有真正把就业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则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就业扩大效果，也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下面是几个例子（参见蔡昉，2008a）。

　　首先是一个关于财政政策评价的例子。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政策调整实例，但是仍然有待做出恰当的评价，以便获得宏观经济学学理上的分析，并为未来的政策制订提供参考。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下岗、失业现象的情况下，政府和经济学家观察到，在进行国有企业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波连的同时，国内需求不足是造成这种严峻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建议并实施了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旨在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国内投资需求，拉动就业的增长。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经验研究表明，作为政府积极的就业政策组成部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就业拉动效果，反而造成人们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情形。

　　其次是一个关于货币政策评价的例子。这是反复酝酿、经常发生而争论颇剧烈的政策调整案例，但是迄今为止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不能取得宏观经济学上的一致性解释。在中国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过快往往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看作是通货膨胀的潜在根源，因而周而复始地提出关于经济过热的警告，并在情况显得严峻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利率手段和信贷控制手段双管齐下，常常还辅以行政手段，不加区分地抑制了各种类型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一方面，这种货币政策往往不能做到软着陆，严重时甚至造成持续的不景气。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形成旷日持久的争论，相持不下，政策效果难以取得一致的认同。

　　最后是一个关于汇率政策评价的例子。这是目前争论最为激烈，涉及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政策讨论，不仅经济学界没有取得共识，政府的政策意图也不甚明确。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中，中国处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一端，形成与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的美国经济的对峙。无论是像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人士所认为的，中国人为地低估了人民币币值，还是像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这种失衡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两个出发点都会引出同一个教科书式的政策结论，即人民币需要升值。然而，一方面，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并没有达成一致，盲目屈从各种压力对人民币升值，从日本的经验看存在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立场看，全球失衡的利弊得失以及这一格局的可持续性如何，也还没有定论。

　　三、在政策制订中树立就业优先原则

　　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增长是一项兼具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事业，因此，就业的创造和扩大，不仅仅是劳动者的个人行为，而有赖于全社会在各个政策层面上的共同努力。因此，就业最大化应该成为各项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即政府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订，都以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为优先原则，从而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就业环境的改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

　　就业最大化的含义可以从其作为社会目标和作为政策出发点两个方面来认识。作为社会目标，就业最大化是指：通过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环境和鼓励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氛围，使每个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这表现在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失业率，以及不论性别、年龄、以及户籍登记地，每个劳动者都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得与其劳动技能和工作努力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可见，就业最大化不仅是一种境界，更需要靠制度规则和社会理念加以保障。

　　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就业最大化是指：政府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订，都以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为优先原则，从而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就业环境的改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

　　具体来说，政府在制订各项社会和经济政策时，要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这包括：在确定一项发展或改革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为优先考虑；在规划地区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先；在制订有关产业组织政策时，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优先；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时，将恢复和扩大就业增长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规划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周期性失业得到充分调控的良好局面，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了现实基础。为了创造上述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实现最大化就业目标，政府需要履行一系列不可替代的公共职能。

　　首先，政府要利用法律和其他规制手段，防止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最大因素，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情下，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提高，企业就会被引导进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的选择都会出现不利于就业扩大的倾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受到抑制，老百姓不仅会因就业不充分而减少收入，还会同时受到经济增长减弱的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应该把自己的职能从直接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转变到维护生产要素市场的竞争性，为最大化就业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上来。

　　其次，政府要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给予政策扶助，促进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是不同质的，无论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总是有一些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地位。例如，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下岗工人，就经常遇到再就业困难。而他们处于这种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改善他们的特殊就业困境，防止他们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特别是避免贫困的代际遗传，从而不致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政府需要提供特殊的扶助，帮助他们回到就业岗位上来。而对于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劣势地位的农民工，则需要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帮助他们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待遇。

　　第三，政府应该积极地通过立法和各种规制，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在劳动力丰富从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易于受到不平等对待，雇主违反劳动立法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在微观的层次上，雇主侵害劳动者利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劳动者如果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就有可能产生不满的情绪，并且这种不满会从直接针对雇主转移到针对社会。因此，劳动者利益和权益持续得不到有效保护，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诱因。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方，政府应该充当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目前，中国正在从长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的新阶段，这种转折阶段正是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劳动者实施保护的大好时机。一个对劳动者实施良好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就是一道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线。

　　四、城乡就业扩大保障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就业的成绩——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乡镇企业就业恢复到1.4亿以上，进城务工劳动力超过1.3亿。2002年以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计算的城镇失业率逐年下降，从6.1%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已经完成，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却相当稳定（蔡昉，2007）。同时，就业在以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普通劳动者就业扩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民工荒”的出现是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三农问题缓解的综合结果。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最近几年是增长的趋势。农民工工资2003年增长0.7%，2004年提高2.8%，2005年提高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则提高了20%。2002年以后，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中，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并与最高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到2006年，前者增长率是12%，后者降低到9%左右（蔡昉，2008c）。

　　2．扩大和保持了内需对增长的拉动。我们常用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不是比重而是比率，因为分子和分母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用增加值概念计算，瑞士银行经济学家计算出，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0%，仅略大于日本，远低于台湾和新加坡。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的合作项目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Keidel, 2007）。
　　
　　考察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可持续性，一方面，从理论上加深我们对于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通过就业扩大而达到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选择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为着力点，从而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揭示了政策含义。因此，着眼于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有利于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实现分享式的经济增长。

　　首先，无论我们如何判断经济发展阶段，都不应该改变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独立目标的结论。就业是民生之本，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中，还是在劳动力短缺的发达经济中，就业始终是关系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政策领域。因此，扩大就业不仅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独立目标，还应该作为一个优先目标，排在政策优先序的首位。旨在调节宏观经济周期的政策手段的使用，务必要放在保护就业的天平上予以检验。同时，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构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目前，无论是农村就地转移还是外出的非农就业，都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之中。因此，在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同时，应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消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可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增加劳动力供给。

　　其次，政府各个部门在积极就业政策中的职能可以更加明确地划分。一方面是政府劳动或人力资源部门职能的回归。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遭遇到了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后，劳动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一个部门根本不可能履行这么多的职能。因此，当时只好创造各种各样的方式勉为其难，比如说联席会议的建立等等。在常规就业越来越属于劳动力市场功能问题的新形势下，真正长期存在的、持续不断的、永恒的课题就是自然失业问题。归根到底，降低自然失业率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惟一责任（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而与经济增长和周期现象有关的失业、就业问题，则是宏观部门的责任。这种重新定位将有利于而不是削弱政府在就业扩大中的责任和作用。

　　最后，恰当运用劳动力市场规制和劳动力保护手段，积极改善劳动者待遇，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好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非常合时宜的，其中的规定有效地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有利于保障劳动力得到长期以来享受不到的正当权益（蔡昉，2008b）。在近年来城镇就业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也出现了灵活就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倾向，导致就业不足、收入没保证、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覆盖水平低等问题。政府应该做的主要工作在于完善社会保障方面。探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但不要回到政府直接干预工资形成的老路上去。

　　五、以当前“两防”的政策选择为例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时表示，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使经济既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又能解决大约一千万的就业人口问题，还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种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个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的话没有被翻译为“替代抉择”，而是被直译为“平衡”（balance）。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

　　这个平衡是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先要澄清一个最容易让我们失去平衡的观点。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的一些经济学同行在把它翻译成政策建议时，却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从这种认识出发，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不二法门就是通过提高利率和减少贷款来缩减货币供给。我有足够多的理由，反对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看作是万应灵药，简单套用去理解和应对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

　　首先，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弗里德曼本人，并不打算将上述假说如此简单地转化为货币政策万能论。例如，他并不否认，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还指出了，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按照美国的经验是12-16个月）才显示出来。而“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

　　其次，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提高中，食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超过80%。伴随着高速增长和城乡就业扩大，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由于这类家庭具有较高的食品消费倾向，他们增加收入的很大部分花在食品消费上，推动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直接观察到货币发行量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
　　
　　第三，我们要解决的是通胀可能造成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因此，在记得弗里德曼上述名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任何权威的教条所推论出的治理通胀手段，一旦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生活受损，都是不能接受的。以货币为中心的政策，恰恰具有偏爱大企业、大项目，伤害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的倾向。虽然我们不排除运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过热，但这个政策手段确实不能直接治理通货膨胀。

　　因此，面对食品拉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必须走出认识误区，慎用单纯控制货币量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要找准关于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防止通胀之间的良好平衡点，应该从认识直接拉动农产品价格的几种因素入手。第一是通过现行的粮食直补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补贴的渠道，加大补贴力度，弥补因外部因素造成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刺激农产品供给。第二是短期调整农产品进出口政策，把国际市场高价格变为国内供给的刺激因素，而不是增加出口的刺激因素。第三是保障城乡居民的就业继续扩大，收入不断增长，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渠道补贴低收入家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所以我们并不排除使用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办法。但这个目标的政策手段在周期上比防止通胀要长得多。相反，防范和治理通胀更是短期的任务，要求较快见效。如果用治理通胀的时效要求，去操作不直接有效的货币工具，对经济的打击必然大于可预期的治理效果。因此，两个政策目标应该适当区分，政策手段的运用也要有所不同。

　　归根结底，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在于它造成“疼痛”，所以，政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确保整个机体处于良好状态的前提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说，任何政策必须以不伤害必要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就业扩大速度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稳定农产品价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蔡昉（2007）《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第7期。

　　Keidel, Albert (2007) China’s Looming Crisis—Inflation Retur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olicy Brief 54 (September).

　　蔡昉（2008a）《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长期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编《中国经济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第18-33页。

　　蔡昉（2008b）《论对劳动雇佣关系的合法保护——破除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认识误区》，《光明日报》，4月29日。

　　蔡昉（2008c）《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第9期。

　　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弗里德曼文粹》，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作 者： 蔡昉 

　　摘要：文章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即在过去30年中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关键词：第一次（第二次）人口红利 教育深化 养老保障 人力资源

　　全文阅读：cai20090201.pdf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01期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观点各异,其中两种主要的并且看似对立的观点,共同陷入了某种认识误区,对于准确理解该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起着同样的误导作用。一种观点认为该法的出台时机尚早,可能助推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过早丧失;另一种观点坚决拥护该法的出台,以便尽早结束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时代。两种观点虽然对立,但都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初衷就是提高劳动力成本,以致把所有的争论引到该不该提高劳动力报酬上来,忘记了该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根本出发点。

　　争论中反映的学术观点与政策目标

　　围绕《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执行而产生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

　　首先,关于要不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如何规范,是劳动经济学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甚至对于一些各国普遍采用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学术界的观点也远未取得共识。例如,最低工资制度、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强制休假制度,究竟是保护了劳动者的收入,还是伤害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对此迄今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作为一部旗帜鲜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新法,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过度保护劳动者可能产生养懒汉现象,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伤害雇主的雇佣意愿,最终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这也属正常,未必是具有针对性的意见。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中的利益纷争来看,劳动雇佣关系从来就有明显的利益倾向,因而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此类关系时,形成了由劳动者及其代表即工会组织、雇主及其代表如同业公会、政府三方构成的协商机制。前两方在雇佣关系上常常针锋相对,因为工资高了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利润降低。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保护不足,目前随着城乡就业的扩大,已到达一个政策调整的转折点,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劳动合同法》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宣示,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最后,从各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security)和灵活性(flexibility)两个要求,导致现实劳动力市场政策中存在难以把握的平衡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两难的政策选择,不同国家在这两个要求之间总有一定偏倚。例如,以往人们形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就业机会多但不稳定,收入相对低”的特点,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就业稳定但机会少,收入相对高”的特点,但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强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向提高稳定性的方向调整,稳定性强的劳动力市场则逐渐提高其灵活性,以致在西方国家,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稳定灵活性”(flexisecurity),即把灵活性与稳定性结合起来作为政策追求的目标,寻求两者间的平衡。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就业的灵活形式,同时又与对他们的社会保护相容。围绕《劳动合同法》产生的不同意见,也反映了对稳定性和灵活性的不同强调。

　　提高劳动力成本不是初衷

　　对于我国颁布《劳动合同法》是否恰逢其时,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立法初衷在于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把劳资关系的天平向劳动者一方倾斜,因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提高劳动力成本。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的确产生了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效果,但其核心不在于此。要认识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开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两类劳动力成本提高因素,一类是由于惩罚非法用工行为所造成的,另一类是纯粹因该法追加的规制约束所造成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根据《劳动合同法》,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都必须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如关于试用期及违约金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运用、基本劳动条件的保障等。由此所增加的企业成本,应属于必须和必要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新法对部分不合理用工和不规范劳动关系进行了规制。即把以往不规范、不统一,常常是在一对一讨价还价中决定的雇佣和解雇行为,从有利于保护雇佣双方合法权益的角度加以规范了。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不对称现象,现实中不利于劳动者的处理方式居多,进行规制以后,企业可能会因此增加开支,比如,对劳动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对社会保障的规定、补偿金要求和对劳务派遣公司的约束等。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不同,劳动关系的规范程度也会不同,因此对于不同类别的企业,这一因素使企业成本增加的幅度也不尽相同。根据观察,并且撇除那些单纯依靠血汗工资制度挣钱的极端情形,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由于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在合法雇佣关系范围之内,可能使企业增加工资成本支出5%-15%。如何看待这个劳动力成本增加水平呢?

　　我们可将这个增长趋势与常规的工资增长做一比较。目前中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全是一体化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因此考察工资水平应分两类工人进行。一类是城镇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这类工资自1999年以来,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平均增长率,2006年达到12.7%;另一类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有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在2003年以前大约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从那以后则逐年加快增长——2003年提高0.7%,2004年提高2.8%,2005年提高6.5%,2006年提高11.5%,2007年则提高了20%。

　　可见,即使由于立法因素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其幅度也没有超过平均工资增长的一般趋势。归根结底,近年工资增长加速是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数量之间关系变化的反映,工资提高是为了吸引劳动力,《劳动合同法》只是对企业必然要增加的劳动力成本支出做出了范围、项目和规模的规范,由此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并不会完全叠加到目前的工资增长上去。

　　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会丧失

　　这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会不会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削弱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呢?根据美国劳动部发布的、截止到2002年的若干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小时工资数据,以及前面提到的增长速度,同时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我们估算了包括我国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内的制造业小时工资水平。比较显示,2007年中国正规部门制造业小时工资,为美国制造业小时工资的4.4%,韩国的10.9%,新加坡的16.7%,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7.1%,台湾省的21.6%,墨西哥的32.6%;如果以农民工作为非正规制造业部门劳动者的代表,其小时工资为美国制造业小时工资的2.3%,韩国的5.7%,新加坡的8.8%,香港特别行政区的9.0%,台湾省的11.4%,墨西哥的17.2%。从中可以看出,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仍然保持相对低廉的特点。

　　更重要的,近年来表现出加快的工资增长,其背后有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作为支撑。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1980-2005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5.7%,制造业则高达7.9%。由于这个研究跨度太大,尽管该组织承认这种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快的,仍未完全反映出近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为迅速的提高速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在2000-2004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24.1%,而同期制造业工资的增长率仅为7.8%。根据经济学理论,平均工资上涨的长期趋势,应该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一致。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提高速度,竞争优势就不会丧失。可见,在不丧失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中国制造业工资提高的空间是巨大的。
　　
　　颁布和执行是大势所趋

　　由于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取得了良好效果,城市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大范围跨地域流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这些都显著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做出判断,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逐渐消失,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任务正在进入收获时期。显然,近年来人们观察到的工资上涨趋势,正是这个经济发展转折点的结果,人们预期的工资进一步上涨,主要仍将是这个变化的结果。即便有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因素,也是为了保持和谐的劳动关系所要求的必须变化,《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干预工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基本配置机制。

　　毋庸讳言,《劳动合同法》的确具有明显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取向。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发展阶段的基准点——在劳动力从具有无限供给特征逐步转变为出现短缺的这个转折点上,劳资关系开始从资方主导的不平衡,逐渐向劳资双方市场地位更加平衡转变。

　　从时机上看,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工会在工资决定等集体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变化,都发生在劳动力出现系统短缺的转折时期;从针对性来看,近年来在我国形成的就业非正规化趋势,在扩大了城乡就业的同时,也弱化了对劳动者的保护,降低了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此外,尽管近年来工资有所上涨,其幅度仍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劳动者仅分享了劳动生产率提高成果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以判断,《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和实施是非常合时宜的,它有效地规范了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只有让劳动者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才能真正保证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执行中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不可否认,在《劳动合同法》的贯彻执行中还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第一类是规制过度问题。例如,劳务派遣制度是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匹配,推动了灵活就业,对于解决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严重下岗、失业现象,帮助度过就业冲击难关功不可没,保护好这个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形式是必要的,当然也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
　　
　　第二类是执法中需要与其他制度相衔接的问题。例如,目前企业负担很重,包括税收负担和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的负担,如果严格遵照政策规定,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需要占到工资总额的约30%,许多企业在不堪其负的情况下,会把一部分新增员工临时化、雇佣关系短期化和非正规化,这成为执行劳动合同法的一个现实障碍。对此,有必要把不同的制度统筹考虑,使其相互衔接。

　　我们应坚决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坚定不移地保护劳动雇佣关系中双方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还应通过更加准确地界定本法有关条款的内涵,甚至进行必要的修订,以及颁布实施细则,使之更加完善,更具可实施性,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真正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就业扩大抑制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绩和经验，是城乡就业的迅速扩大。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际上在那之后表现得更加突出。然而，许多研究者往往用城乡就业总规模的变化情况来评价就业增长，这种观察是有局限的。因为对于一个处于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经济来说，农业就业比重和规模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现象，所以，我们应该观察的是非农产业或城镇就业的增长情况。也有人单纯观察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减少，由此得出就业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破坏就业性质的结论，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不仅处于一个二元经济的转换期（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期，而这意味着劳动者从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向非公有经济部门的转移。可见，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就业比重和重要性的下降，恰恰是改革的初衷和成效。
   
　　因此，用正确的方法来观察，用正确的统计数字来描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城乡就业的实际扩大。农村劳动力重新配置的情况，首先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乡镇企业就业恢复到1.4亿以上，在此口径之外的农村个体私人企业就业超过4500万，而跨地区流动和进城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3亿。从城镇就业来看，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2002年以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计算的城镇失业率，并没有一路攀升；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应该具有较大地降低劳动参与率的效果）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也有回升的趋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已经完成（提高登记失业率的因素），与此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却稳中有降。（表1）
       
　　就业增长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从总体上看是不断提高的，尽管起初并不表现为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是由于就业面的扩大，从而表现为城乡全部就业者工资总额的增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其中，农民工工资的拖欠情况大幅度好转，企业为获得所需劳动力已经开始使用工资手段，因此，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最近几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趋势。根据有关调查，农民工工资2003年提高了0.7%，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则提高了20%。［1］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40提高到近年来大约0.46，但是，收入分配状况并没有像基尼系数的数值所显示得那样严重恶化。从统计学的角度，基尼系数是通过劳伦斯曲线计算出来的，因此，不同形状的劳伦斯曲线也可计算出相同的基尼系数。如果在基尼系数提高的同时，劳伦斯曲线的形状没有发生变化，表明在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长。例如，2002年以来，在城镇收入分配的五等分中，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并与最高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到2006年，前者增长率是12%，后者降低到10%以下（图1）。
       
　　除此之外，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还有可能由于从现有统计数据中不能观察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而被高估。许多研究通过分解收入分配指标表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最大的部分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2］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旨在再分配的社会政策，虽然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归根结底，收入差距的长期缩小不是靠再分配政策，而是靠人口流动，特别对于初次分配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因为基础的统计数字难以处理而被高估了。比如，在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分别进行住户调查时，由于关注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而遗漏掉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即一方面城镇记账户中通常不包括流动人口家庭，另一方面农村记账户的收入也不能反映外出打工的全部收入。①
       
　　随着这个被遗漏的流动人口规模逐年扩大，其作为一个收入群体，对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在需要进行比较的应该是三组人群：城镇原住人口、农村常住人口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根据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准确地把全国人口分成相互没有交叉重叠的三部分，但是，据调查资料可以知道，2006年农村外出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到建制镇以上的城镇地区打工。［3］再据统计资料，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而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流动家庭人均收入则为8368元，是农村人均收入的2.6倍、城镇人均收入的80%。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及其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无疑是缩小实际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分配改善推动着经济增长
       
　　由于流行的认识没有能够观察到城乡就业扩大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从而产生对于由此导致的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以及国内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低估，以致形成若干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结构的误解。虽然把问题归咎于统计体系不健全有欠公允，但是，对于一个迅速转轨的国家来说，体制、结构和许多经济数量关系的变化的确太快了，真正印证了世界银行学者所揭示出的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所产生的矛盾［4］。这类对统计的误读不仅造成对于经济现实认识上的混淆，形成理论逻辑与现实观察的二律背反，有时还被贸易伙伴错误地用作谈判依据。因此，尽早澄清这些误解，有利于我们制订更加明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有利于消除贸易谈判中的人为障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应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是改善收入分配、让更加广泛的人群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必要举措。统计数据表明，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49.6%下降到2006年的40.5%；占国民收入比重，2006年也下降到47.4%。看来，扭转这个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准确地把握现实状况，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起点。
       
　　首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或在GDP分配中的比重并不是最低的。固然，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超过了50%，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9.8%。然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则远低于中国的比重。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分别为35.9%、32.6%和31.1%；泰国和菲律宾分别为28.5%和27.2%；土耳其和伊朗分别为26.1%和24.1%。［5］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有若干统计因素，导致可能低估GDP中劳动报酬的份额。第一个因素是，“城镇劳动力调查”的城镇总就业比“劳动统计报表”的总就业多出53%。而多出来的这些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调查中同样可能被遗漏。因为后者调查对象即“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与“劳动统计报表”的定义基本一致。③ 这个结果可能高估平均工资水平，但会低估工资总额。第二个因素是，2005年GDP核算采用了2004年经济普查口径，产生了低估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根据学者的研究，如果采用一致口径，2005年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大约在48%左右［6］，比人们直接看到的要高。
       
　　如果我们认识到国民收入构成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像所说得那么低，按照经济学逻辑，我们就不应该忽略掉这个现象，即中国的劳动收入增长是十分迅速的，相应地导致内需强劲，构成经济增长源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保证着增长的可持续性。我们常用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不是比重而是比率，因为分子和分母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用增加值概念计算，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0%，仅略大于日本，远低于台湾省和新加坡。［7］其他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我们无意改变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个政策主张，只是希望通过矫正错误的信息及其理解，探讨改善收入分配的正确、有效途径，并保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
       
　　在认识到国内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因素的同时，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推动。从现行统计口径计算的GDP增长三大需求因素的相对贡献率来看，200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6.1%，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为38.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5.8%。这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现状。在以往的研究中，资本、劳动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更多地表现在劳动力部门和地区转移中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而不是微观层面上的技术效率。［8］
       
　　这种增长源泉的构成，乃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一致的，也为以往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持续居高的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中国依靠单纯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现了良好的增长绩效。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就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就至少为26.8%。［9］然而，上述增长因素的系数关系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即抚养比提高会相应降低人均GDP的增长率。根据预测，抚养比的上升将于2013年以后发生，届时人口红利就会逆转为人口负债。这意味着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渐消失，迫切需要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真谛，不能实现这个转变，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就会丧失。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换句话说，正在到来的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固然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十分重要；但是，这个变化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国情在短期内会有所改变，更不意味着促进就业工作可以有丝毫的松懈。从总量的角度观察，实际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2030年的总数为9.66亿，仍然高于2005年9.34亿的水平；占总人口的高比重也将保持，2030年仍然高于全部人口的2/3。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就业，就是在初次分配环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最有效方式。
       
　　毋庸置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继续吸引着各界的关注。首先，连续多年的低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预期不适应当前的结构性（以食品为主的）通货膨胀。住房费用过高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其次，收入差距的存在，主要表现在暴富者与老百姓之间差距的扩大，部门间工资的巨大差异，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第三，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生计预期不稳定，使工资不能成为稳定的家庭预算依据。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中个人帐户远未做实，欠账太多，现收现付不能适应老龄化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也不能激发出新的储蓄意愿④。最后，缺乏正常的、制度化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收入支付保障机制，经常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企业利润和劳动生产率。
       
　　就业优先与成果分享
       
　　考察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在理论上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通过就业扩大而达到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选择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为着力点，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揭示了政策含义。因此，我们当前要着眼于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以利于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和分享式的经济增长。
       
　　首先，无论我们如何判断经济发展阶段，都不应该改变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独立目标的结论。就业是民生之本，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中，还是在劳动力短缺的发达经济中，就业始终是关系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政策领域。因此，扩大就业不仅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独立目标，还应该作为一个优先目标，排在政策优先序的首位；旨在调节宏观经济周期的政策手段的使用，务必要放在保护就业的天平上予以检验。同时，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构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目前，无论是农村就地转移还是外出的非农就业，都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之中。因此，在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同时，应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消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增加劳动力供给。
       
　　其次，通过加强就业和培训服务、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治理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在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2/3以上的因素是摩擦性和结构性的自然失业率。［10］在著名的“奥肯定律”所发现的经验关系中，失业率变动是指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而按照定义，失业率是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的。许多研究表明，自然失业率并不是那么自然的，而是可以得到降低的。实际上，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周期性失业率降低、自然失业率越来越成为失业率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政府具有更多的、更具挑战性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除劳动力市场上妨碍就业扩大的制度性障碍。如图2表明，在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而总体失业率趋于降低的情况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治理的周期性失业率已经大幅度降低，这时，治理自然失业率就主要依靠政府在促进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的职能。
       
　　最后，恰当运用劳动力市场规制和劳动力保护手段，积极改善劳动者待遇，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好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非常合时宜的，其中的规定有效地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有利于保障劳动力得到长期以来享受不到的正当权益。在近年来城镇就业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也出现了灵活就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倾向，导致就业不足、收入没保证、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覆盖水平低等问题。政府应该做的主要工作在于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由此而言，我们探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但不可回到政府直接干预工资形成的老路上去。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解释，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的外出从业人员，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算家庭常住人口；因此，这部分外出从业人员的收入，不能反映在农户收入中。

　　②这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5年在12个城市进行的。在上海、沈阳、武汉、西安和福州5个城市，各调查了500户城市家庭和500户流动家庭，在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和大庆7个城市，各调查了400户流动家庭。我们根据在12个城市的流动家庭调查数据，计算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流动家庭人均收入。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劳动力调查和国民经济核算等相关部分的说明。

　　④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人们会形成一种新的储蓄意愿，以避免离开劳动力市场之后陷入养老困境。一旦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即通过建立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这种储蓄意愿就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储蓄，可以弥补因人口红利丧失导致的储蓄率下降，从而经济增长源泉受到的损失。因此，人们称这个新的增长源泉为第二种人口红利（Lee and Mason, 2006）。

　　参考文献：

　　［1］蔡昉.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 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２］Bjorn Gustafsson、Li Shi. A More Unequal China? Aspects of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quivalent Income. Riskin, Carl、Renwei, Zhao、Shi, Li .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E. Sharpe，200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盛来运、彭丽荃. 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 蔡昉.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 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Ravallion, Martin、Shaohua Chen .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61（1）：33-56.

　　［5］国家统计局（2003，2004，2005）. 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6］李稻葵. 重视GDP中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 新财富，2007.9.21.

　　［７］An Old Chinese Myth. http://www.economist.com/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 id=10429271.

　　［8］蔡昉、王德文.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 经济研究，1999(10).

　　［9］Cai  Fang 、Dewen Wa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Ross Garnaut、Ligang Song.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2005.

　　［10］蔡昉、都阳、高文书. 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经济研究，2004（9）.

　　关键词：世界经济; 经济调整; 全球经济失衡; 双顺差; 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

　　一、理论神话和全球经济现实
 
　　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可以从主要反映贸易平衡关系的经常项目和主要反映资产所有关系的资本项目观察。同时，这两个项目的平衡又与国民经济账户紧密相关。相应地，传统引资理论也主要产生于上述关系。贸易平衡关系表现为出口 与进口 之间的差别，如果进口大于出口，则形成贸易逆差或经常项目逆差；国内储蓄 和投资 之间的关系，即国内储蓄减国内投资。根据这个关系等式，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储蓄缺口），同时，按照平衡关系具有相应的贸易逆差，进口购买力不足以填补上述储蓄缺口，则意味着同时存在外汇缺口，外国援助或者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必要的。因此，按照平衡关系，引进外资就意味着资本流入大于流出，即表现为资本账户顺差。
 
　　另一个关系是资本账户平衡关系，用一国拥有的国外净资产 的变化来表示。在一国存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该国拥有的外国资产就会少于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该国资产，外国资本就会形成净流入的态势，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可见，两个关系综合考虑在内，国内储蓄不足首先寄希望于贸易顺差挣取外汇收入予以填补。如果贸易存在逆差，则意味着一国不仅存在储蓄缺口，而且存在外汇缺口，则有必要引进外资。这就是传统的双缺口理论对于为什么需要有外资引进的解释。对这个理论的挑战在于，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东亚经济以及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引进外资。例如，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1608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规模达到8256亿美元，都排在世界第二位（CIA，2006）。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排位第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2005年净流入600-800亿美元，净存量达到6102亿美元（徐以升，2006）。
 
　　发展中国家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实 ，使传统理论成为一个神话。现实与理论不一致之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惟一原因是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导致资金不足和贸易逆差导致外汇不足。现实却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仍然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国家引进外资的目的变得不甚明朗。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国家，不仅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还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储蓄缺口，表现出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典型的不发达经济特征。
 
　　这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现实，使得人们无比地担忧，即对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是否能够持久表现出忧心忡忡。具体来说，人们需要得到回答，美国能否长期维持其“双赤字”，而中国等国家的“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究竟如何，一旦出现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以中国经济为对象进行分析，尝试解答理论上的悖论并释义现实中的矛盾。
 
　　二、为什么会有全球经济失衡？
 
　　针对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真地缺乏资金吗？或者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才能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及其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真实含义。实际上，这个的问题背后，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作为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回答，人均收入水平是发达与不发达之间想当然的差别。但是，收入水平也好，生活质量也好，都是发达或者不发达的结果，却不是原因。而经济学所孜孜以求的，是亚当·斯密式的问题，即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的终极原因。传统的经济理论看到的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巨大差别，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把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归结为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而罗斯托和刘易斯干脆以一个特定的储蓄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而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导致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不发达状况。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人均资本水平的差距，则一旦克服了这个瓶颈，落后国家就可以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设想，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然而，正如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家自己清楚不过地观察到的，人均资本水平制约型的绝对收敛实际上不存在，在此之外，还有上百个变量对于收敛具有显著的影响（Sala-i-Martin, 1996）。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未能高屋建瓴地揭示出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性区别的同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逐渐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例如，有人指出了真正的差别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Gottheil, 1996, p. 426）。卡莱斯基（Kalecki, 1976, p. 27）用最简单的表述，揭示了高度发达的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之间的不同在于：“在一种情况下，已有的资源必须加以利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懂得了这样做的诀窍。在另一种情况下，资源仍有待于扩大，而这要求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深刻改革。”其实，最简单不过却真实的道理，可以通过最直接的观察得到，只是需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本质差别，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的形式是资源配置机制，表现是资源配置效率。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机制对于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但是，正如市场是有从初级到高级一系列发育形态的（布罗代尔，1997），市场机制是逐渐发育的，在其初级水平与成熟形态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中国在改革期间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也反映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逐渐向深入的层次递进。例如，中国在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之后，首先是乡镇企业冲击了国有企业，因为与后者长期不利用市场机制，从而丧失了市场记忆的情形相比，乡镇企业善于利用当时所存在的市场机会和资源配置空间。这个时期，以集体经济为特点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广为人们称道。随后，以个体私人经济为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比具有产权不清晰特征的集体乡镇企业更具有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在利用市场机制上有新的深度，从而得到普遍的关注。而进入21世纪以来，更深地参与国际竞争的长江三角洲模式取得广泛的认可，也得益于其利用市场机制的相对成熟水平。
 
　　上述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同时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建设和借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贸易和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也不仅表现在通过国际市场实现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更表现在面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机会，利用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从中学习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能力。
 
　　三、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窗口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换句话说，无论在全球化过程中，还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中，中国都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通过考察全球化和全球失衡提供了哪些机会、中国何以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以及是怎样利用这些机会的，我们可以证实上述判断。
 
　　首先，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尽管保护主义仍然不时地兴风作浪，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总趋势则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而得到发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以翻番的速度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尽管对于这种过于依赖出口引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遭到广泛的批评（如郭永刚，2006），但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并在世界范围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毋庸讳言，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把引资当作主要政绩，作为干部考核的标准。其实，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他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需要政绩，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是最重要的体现，而如果这种效果能够通过国内投资实现，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地方干部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外商投资比国内投资更成功的结论，则他们必然为了政绩而关注外资的引入。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方——美国为中国利用发达的先行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机会与场所。从国际经验看，保有一个经常项目的逆差不足为奇，许多发达国家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美国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而已。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其他时候都处于逆差状态，在大多数时期逆差接近于GDP的2%，目前甚至提高到占GDP的7%（Fidrmuc, 2002；Makin, 2006）。因此，我们需要解释的不过是，美国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支出大于收入，投资大于储蓄，从而不断向国外借债或出卖资产这种国际收支状态是否健康，可持续性如何。

　　实际上，美国长期处于投资大于储蓄的情况，不仅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反而说明它有能力对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同时具有良好的资源配置环境，从而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财富迅速增长的中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提供了品种丰富、流动性强和收益安全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说，正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作用一样，美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金融中介，其效率、透明度和流动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选择收益高、风险小的美元资产。1990-2003年期间，外国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从不到2.5万亿美元增加到10万亿美元强，而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仅仅从2.3万亿美元增加到接近7.9万亿美元（Makin, 2006）。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始终大于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Makin, 2006），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和投资大于储蓄的同时并存，恰恰是这个国家在失衡状态下，因其具有的良好资源配置能力而表现出的一种平衡方式。
 
　　第四，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源比较优势，使中国具备了在全球失衡格局中获益的条件。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增长率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在提高了储蓄率的同时，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6.8%（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这与制造业产品出口形成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从另外的角度看，由于仍然存在的金融压抑，高储蓄率并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如果没有外部良好的环境，中国就会处于面对获利机会却受到自身资源配置能力制约的状况。这时，无论是利用积累下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还是利用引进的外资推动经济增长，都是在利用国外的资源配置能力。而全球失衡这种格局，恰好为中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窗口。
 
　　四、顺应发展阶段的经济调整
  　
　　许多经济学家正确地指出，单纯依靠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终究要靠生产率提高予以保障（如Young, 1992；Krugman, 1994）。然而，直到最近，关于东亚奇迹中人口红利贡献的研究（Williamson, 1997）才提示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拥有不断上升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并且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具备的话，则人口红利的充分作用，可以大大延缓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而如果一个具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恰好与先行国家的对外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逆差相对应，则获得了一个有利于高速增长的机会窗口。不仅中国经济今天的现实是这样，历史上日本、德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充分利用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所造成的不平衡 。在东亚，有利的人口结构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来临，破除了“克鲁格曼诅咒”（Krugman, 1994）。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TFP提高的速度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渐加大（Bhagwati, 1996），从而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转变。
 
　　如果我们用一种反向事实的思维框架来设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去近30年实现的年平均9%以上的GDP增长率，有可能不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的充足投入要素，而完全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吗？有可能不依靠出口，而单纯依靠国内需求刺激达到吗？有可能不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而仅仅依靠国内储蓄推动吗？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利用世界经济的“失衡”实现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了经济增长，并不成为什么问题。而且，如果美国的双逆差是可持续的，则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窗口而形成的双顺差也是可持续的。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资源禀赋结构的确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一个阶段性的重大转折。从人口预测来看，给中国带来人口红利的良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与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停止其不断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放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今后2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再具有优势。虽然这个变化将发生在若干年之后，但是，人口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变化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到全国的蔓延，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已经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而这种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趋于供求平衡，以及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与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相互印证 ，表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以往的增长源泉即将丧失，中国经济需要适时地转向以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改革前期TFP有较大幅度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TFP的提高幅度显著减小。例如，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的估计表明，1979-1995年期间TFP增长率为4.63%，1996-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一项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同样的问题。1978-1993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7.0%，其中由TFP提高的贡献比例超过1/2，其他部分的贡献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1993-100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7.8%，其中TFP的贡献比例只有1/3，更大的比例来自资本-劳动比率提高（Kuiijs and Wang, 2005）。此外，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是巨大的，东部地区的增长表现远远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如果观察TFP的增长表现和对增长率的贡献水平，快速增长的东部地区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之处（邓翔、李建平，2004；叶裕民，2002）。
 
　　因此，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折，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上来，是中国经济面临调整的根本所在。抓住这个本质而进行的经济调整，犹如顺水行舟，是顺应经济规律作用的，最终将把中国经济增长引导到更加可持续的轨道上。而面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单个国家所无法左右的大背景，着眼于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策略调整，如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抑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以及抑制出口等等，都如逆水行舟，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过大的风险，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参考文献

　　Bhagwati, Jagdish N. (1996)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in honor of Professors Liu and Tsiang, Cornell University, May 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2006) The World Factbook (2006),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Fidrmuc, Jarko (2002) Twin Deficits: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Account and Fiscal Imbalances for the Accession Countries, Focus on Transition (2), pp. 72-83.

　　Gottheil, Fred (1996)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3e.

　　Kalecki, M. (1976) Essays on Developing Economie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Kuiijs, Louis and Tao Wang (2005) China’s Pattern of Growth: Moving to Sustainabili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 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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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实[1]，使传统理论成为一个神话。现实 与理论不一致之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惟一原因是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导致资金不足和贸易逆差导致外汇不足。现实却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 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仍然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国家引进外资的目的变得不甚明朗。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国家，不仅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还形 成了巨大的国内储蓄缺口，表现出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典型的不发达经济特征。
 
　　这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现实，使得人们无比地担忧，即对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是否 能够持久表现出忧心忡忡。具体来说，人们需要得到回答，美国能否长期维持其“双赤字”， 而中国等国家的“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究竟如何，一旦出现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在本文 的以下部分，我们将以中国经济为对象进行分析，尝试解答理论上的悖论并释义现实中的矛盾。
 
　　二、为什么会有全球经济失衡？
 
　　针对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引进外资的发展中 国家真地缺乏资金吗？或者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才能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及其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真实含义。实际上，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作为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回答，人均收入水平是发达与不发达之间想当然的差别。但是， 收入水平也好，生活质量也好，都是发达或者不发达的结果，却不是原因。而经济学所孜孜以求的，是亚当·斯密式的问题，即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的终极原因。 传统的经济理论看到的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巨大差别，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把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归结为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而罗斯托和刘易斯干脆以一个特定的储蓄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而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导致陷入贫 困恶性循环的不发达状况。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人均资本水平的差距，则一旦克服了这个瓶颈，落后国家就可以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设想，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然而，正如新古 典增长经济学家自己清楚不过地观察到的，人均资本水平制约型的绝对收敛实际上不存在，在此之外，还有上百个变量对于收敛具有显著的影响（Sala-i-Martin, 1996）。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未能高屋建瓴地揭示出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性区别的同 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逐渐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例如，有人指出了真正的差别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Gottheil, 1996, p. 426）。卡莱斯基（Kalecki, 1976, p. 27）用最简单的表述， 揭示了高度发达的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之间的不同在于：“在一种情况下，已有的资源必须加以利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懂得了这样做的诀窍。在另一种情况下，资源仍有待于扩大，而这要求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深刻改革。”其实，最简单不过却真实的道理，可以通过最直接 的观察得到，只是需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本质差别，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的形式是资源配置机制，表现是资源配置效率。 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机制对于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但是，正如市场是有从初级到高级一系列发育形态的（布罗代尔，1997），市场机制是逐渐发育的，在其初级水平与成熟形态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中国在改革期间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也反映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逐渐向深 入的层次递进。例如，中国在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之后，首先是乡镇企业冲击了国有企业，因为与后者长期不利用市场机制，从而丧失了市场记忆的情形相比，乡镇企业善于利用 当时所存在的市场机会和资源配置空间。这个时期，以集体经济为特点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广为人们称道。随后，以个体私人经济为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引人注目， 因为它们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比具有产权不清晰特征的集体乡镇企业更具有优势。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在利用市场机制上有新的深度，从而得到普遍的关注。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深地参与国际竞争的长江三角 洲模式取得广泛的认可，也得益于其利用市场机制的相对成熟水平。
 
　　上述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同时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建设和借 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贸易和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也不仅表现在通过国际市场实现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更表现在面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机会，利用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从中学习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能力。
 
　　三、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窗口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 会窗口。换句话说，无论在全球化过程中，还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中，中国都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通过考察全球化和全球失衡提供了哪些机会、中国何以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以及是怎 样利用这些机会的，我们可以证实上述判断。
 
　　首先，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尽管保护主义仍然不时地兴风作浪，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总趋势则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而得到发挥。在中国改革 开放的近 30 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强，以翻番的速度提高到 2004 年的 6%以上（图 1）。尽管对于这种过于依赖出口引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 遭到广泛的批评（如郭永刚，2006），但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 不容置疑的事实。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wto.org/index.htm）
 
　　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并在世界范围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能力。毋庸讳言，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 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把引资当作主要政绩，作为干部考核的标准。其实，在中国发展到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他 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需要政绩，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是最重要的体现，而如果这种效果能够通过国内投资实现，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地方干部从他们的经验中 得出外商投资比国内投资更成功的结论，则他们必然为了政绩而关注外资的引入。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方——美国为中国利用发达的先行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 机会与场所。从国际经验看，保有一个经常项目的逆差不足为奇，许多发达国家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美国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而已。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其他时候都处于逆差状态，在大多数时期逆差接近于  GDP  的  2%， 目前甚至提高到占 GDP 的 7%（Fidrmuc, 2002；Makin, 2006）。因此，我们需要解释的不过 是，美国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支出大于收入，投资大于储蓄，从而不断向国外借债或 出卖资产这种国际收支状态是否健康，可持续性如何。
 
　　实际上，美国长期处于投资大于储蓄的情况，不仅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上存在严重 的问题，反而说明它有能力对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同时具有良好的资源配置环境，从而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财富迅速增长的中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提供了品种丰富、流动性强和 收益安全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说，正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作用一样，美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金融中介，其效率、透明度和流动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选择收益高、 风险小的美元资产。1990-2003 年期间，外国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从不到 2.5 万亿美元增加到10 万亿美元强，而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仅仅从 2.3 万亿美元增加到接近 7.9 万亿美元（Makin,2006）。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始终大于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Makin,  2006）， 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和投资大于储蓄的同时并存，恰恰是这个国家在失衡状态下，因其具有的良好资源配置能力而表现出的一种平衡方式。第四，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源比较优势，使中国具备了在全球失衡格局中获益的条件。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增长率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总抚养比每降低  1 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0.115 个百分点。1982-2000 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在提 高了储蓄率的同时，推动人均 GDP 增长速度上升 2.3 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 GDP 增长贡献了 26.8%（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这与制造业产品出口形成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 易顺差，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从另外的角度看，由于仍然存在的金融压抑，高储蓄率并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如果没有外部良好的环境，中国就会处于面对获利机会却受到自身资源配置能力制约的状况。这时，无论是利用积累下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还是利用引进的外资推动经济增长，都是在利用国外的资源配置能力。而全球失衡 这种格局，恰好为中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窗口。
 
　　四、顺应发展阶段的经济调整
 
　　许多经济学家正确地指出，单纯依靠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终究要靠生产率提高予以保障（如Young, 1992；Krugman, 1994）。然而，直到最近， 关于东亚奇迹中人口红利贡献的研究（Williamson,  1997）才提示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一定时期拥有不断上升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并且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具备的话，则人口红利的充分作用，可以大大延缓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 而如果一个具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恰好与先行国家的对外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逆差相对应，则获得了一个有利于高速增长的机会窗口。 不仅中国经济今天的现实是这样，历史上日本、德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充分利用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所造成的不平衡 [2]。在东亚，有利的人口结构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来临，破除 了“克鲁格曼诅咒”（Krugman,  1994）。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利用发 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TFP提高的速度有明显 的加快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渐加大（Bhagwati, 1996），从而最终实现了经济增 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转变。
 
　　如果我们用一种反向事实的思维框架来设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去近  30 年实现的年平均  9%以上的  GDP  增长率，有可能不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的充足投入要素，而完全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吗？有可能不依靠出口，而单纯依靠国内需求刺激达到吗？有可 能不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而仅仅依靠国内储蓄推动吗？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利用世界经济的“失衡”实现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了经济增长，并不成为什么问题。而且，如果美国的双逆差是可持续的，则中国利用这个机会 窗口而形成的双顺差也是可持续的。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资源禀赋结构的确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一个阶段 性的重大转折。从人口预测来看，给中国带来人口红利的良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从 2013 年开始，人口抚养比（16 岁以下和 64 岁以上人口与 16-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停止其不断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放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今后 20 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再具有优势。虽然这个变化将发生在若干年之后，但是，人口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变化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到全国的蔓延，意味着普通劳动力
 
　　已经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而这种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趋于供求平衡，以及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与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相互印证 [3]，表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刘易斯转折 点”正在到来。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以往的增长源泉即将丧失，中国经济需要适时地转向以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改革前期  TFP 有较大幅度提高之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TFP 的提高幅度显著减小。例如，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的估计表明，1979-1995 年期间 TFP 增长率为 4.63%，1996-2001 年期间下降 到只有  0.60%。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一项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同样的问题。1978-1993 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 7.0%，其中由 TFP 提高的贡献比例超过 1/2，其他部 分的贡献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 1993-1004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 7.8%，其中 TFP 的贡献比例只有 1/3，更大的比例来自资本-劳动比率提高（Kuiijs and Wang, 2005）。此外，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是巨大的，东部地区的增长表现远远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如果观察  TFP  的增长表现和对增长率的贡献水平，快速增长的东 部地区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之处（邓翔、李建平，2004；叶裕民，2002）。
 
　　因此，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折，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 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上来，是中国经济面临调整的根本所在。抓住这个本质而进行的经济调整，犹如顺水行舟，是顺应经济规律作用的，最终将把中国经济增长引导到更加可持续的 轨道上。而面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单个国家所无法左右的大背景，着眼于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策略调整，如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抑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以及抑制出口等等，都如逆 水行舟，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过大的风险，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参考文献

　　Bhagwati, Jagdish N.  (1996)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in honor of Professors Liu and Tsiang, Cornell University, M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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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son, Jeffrey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44.
 
　　注　释：

　　[1]“双顺差”只是对这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对外平衡关系的非正式说法。例如，如果把引进外资的 720亿美元净额与 8536 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 70%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存在，主要用于购 买美国政府债券，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

　　[2]请参见郭树清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王梓主持，2006）。

　　[3]关于中国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证据，请见蔡昉（2005）。

　　[关键词]就业制度；　 改革；　 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以及就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与成绩，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一、劳动力市场发育遵循经济改革整体步骤与逻辑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国特殊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又赋予这个过程一系列中国特色。

　　首先，在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创造就业机会，消除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这一点上，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前，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迅速推进，即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人口红利被充分利用，上述特征被不断消除，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也进入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水平。

　　其次，中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集中表现为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强化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乡就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固定工就业制度改革，以及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以来并没有改变。但是，就业结构以及推动就业增长的构成因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公有经济、中小企业以及非正规部门成为就业创造的主力军，也表明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在就业扩大中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的配置机制。

　　最后，上述同一过程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而实现的。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世界经济正迎来其新一轮全球化高峰，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并成为最大受益者。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

　　遵循于经济改革整体逻辑与步骤，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是伴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及其效果的显现，以农村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标志而起步，并逐渐推进到城市，以渐进和激进结合的方式进行的。

　　二、农村劳动力重新配置与城乡一体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起步。一旦这种改革对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激励效果，并且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之后，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便开始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家庭承包制这个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对于农户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具有更加重要的效果，即它除了具有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基本效果之外，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给予农户安排劳动时间、决定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的自主权，解放了劳动力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项改革看作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出发点和认识改革过程的逻辑起点。

　　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次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农业内部从（以粮为纲的）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转移，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得到了调整。第二步是在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步便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得以跨地区流动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而到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在粮票制度尚未取消的情况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到20世纪90年代，在对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倾向上，政府本身产生了分野，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劳动力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尽管如此，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即便是对于劳动力流入地的政府也是如此。即便存在这种不同的政策倾向和政策的周期性摇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然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中央政府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重要性的认识，对于改革的推进作用十分明显。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的有关文件表现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支持和鼓励，明确提出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的指导性思路，被称作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明确写进2001年公布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2006年公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并且，这种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鼓励政策，通过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条件，逐渐成为可执行的措施。这些政策变化，归根结底是中国政府对于现实中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因而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要求的。

　　地方政府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也明显加大。近些年来，大多数省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颇为不凡的动作。一个具有共性的改革，是尝试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到2007年，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另外，很多城市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以准入条件取代各类进城人口控制指标。

　　但是，改革遇到了种种难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发现，户籍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登记制度，其核心是户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当改变了户籍登记的归类方式或者放宽了落户条件之后，现行的城市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却无法应对加大了的负担。结果是，户籍登记方式的改变没有实质内容，即作为统一的居民户口中居住在农村的那部分人口，甚至按照条件落户在城市的新居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经过一个周折之后，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更加清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与户籍身份附着在一起的种种福利因素，如社会保障、社会保护、教育获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都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中央政府把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加以实施，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改变这个方面的现状，将是更加有效地改革户籍制度的途径。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并不在于是否放宽了入籍的条件，而根本在于是否把福利因素与户籍身份相剥离。因此，把户籍制度与这些领域的改革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助于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推进，也抓住了改革的实质内容。

　　随着劳动力流动政策环境的逐步改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大幅度提高，形成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动劳动力群体。在这种自由的流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农民工工资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甚至他们与城市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也趋于缩小。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工资趋同恰恰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与城市本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市场逐渐融合，城市职工的工资也出现了相同的地区间趋同现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表现。而伴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民工荒”现象，长期踟躇不涨的农民工工资，也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提高。

　　三、城市就业冲击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是从增量上开始的。1980年政府推行的“三结合”就业模式（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的就业、自愿组织就业以及自谋职业三者的结合），第一次突破了城市劳动力配置的完全计划化，形成了一个边际意义上的政策调整。同时，它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多元化的最初认同是相互补充的政策。劳动就业制度的存量改革始于1987年开始的“搞活固定工制度”改革，在要求企业招收新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与职工自愿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改革也涉及企业原有职工，标志着城市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劳动就业政策改革的全面开展。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每一步深入，其实都意味着企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自主权的扩大。也就是说，随着国家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包括劳动用工权在内的各项经营自主权，企业管理者开始具有筛选、解雇职工的合法权，也有权根据企业效益和职工的表现决定和调整工资水平。这个制度条件具备以后，随着企业竞争压力的提高，企业雇佣行为就倾向于市场化，“铁饭碗”就逐渐被打破。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职工大批下岗，城市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缓解劳动力市场压力，涉及政府自身、企业和劳动力等不同层面。在这个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过程中，政府显然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涉及就业、再就业的重大政策的实施、重要制度的建设和重要服务体系的建立，政府都参与其中，承担主要责任。

　　虽然政府对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就业扶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业岗位归根结底不能依靠政府来创造。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经历这次冲击之前，非公有经济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为冲击发生时应对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严峻局面做了一定的铺垫。另一方面，通过拆除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的制度分割，矫正生产要素价格信号，从而利用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比政府扶持本身可能产生的效果要大得多。因此，也可以说，政府积极就业政策的各种措施中，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改革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市就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劳动力市场冲击以后并没有改变，1995—2005年期间，即使不考虑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城市就业也增长了43.5%。而这种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部门的扩大推动，由逐步得到发育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配置的。2002年以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计算的城镇失业率稳中有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已经完成，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却相当稳定，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之前，由于当时国有企业大锅饭还没有打破，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吸纳就业的作用主要还是边际上的。而一旦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较为严峻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但是通过包括下岗再就业政策、失业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建，而保证了基本平稳的过渡；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保证了就业的扩大，最终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改革目标。

　　四、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的三个特征

　　就业制度的改革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整体上保持着稳健、渐进的推进节奏，在一些特定时期也发生了相对激进改革的事件。从一个改革整体和相对长的时间，结合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在改革中并不处于滞后地位。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清晰地显示出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两种改革方式并用。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以增量调整为主的渐进方式。然而，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与发育却结合运用了渐进和激进的两种方式。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经历这次冲击之前，非公有经济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为冲击发生时应对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严峻局面做了一定的铺垫。同样，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在此前得到的发育，使得遭受冲击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化解了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而且通过各种市场化的途径促进了就业、再就业、创业和劳动力流动，使城乡就业增长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第二个特征是数量调整和价格（工资）调整两种改革方式并用。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衰退，在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中，当以数量调整为主时，则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造成社会动荡。而当以价格（工资）调整为主时，由于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会产生严重的贫困现象，同样导致社会不安定。中国的就业制度的改革经历了若干步骤，把两种调整方式加以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改革的正面效果，消除了调整的负面效果。

　　在改革较早阶段，通过边际改革的方式进行了工资的调整。通过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及用新的机制吸纳新增劳动力，把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形成的制度性工资调整到接近市场均衡的水平。随着这个新生劳动者群体规模的扩大，总体工资水平逐渐接近市场均衡水平。但是，对于已经在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工人来说，制度性工资却成为既得利益，难以调整，同时形成了大规模的冗员。继而，借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时机进行了数量调整。一方面，大规模失业和下岗以一定的代价实现了数量调整，另一方面，失业群体在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只能接受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从而同时进行了工资的调整。而工资调整的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配置，从而有利于就业的扩大，进而消除了数量调整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特征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改革方式并用。中国就业制度改革过程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即城乡劳动者追求收入增长与各级政府追求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在扩大就业这个点上达到相会。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是寻求就业机会的城乡劳动力突破制度的束缚，自发地跨越城乡、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因应这种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新情况和新的制度需求，有节奏地放松制度限制，并相应地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在遭受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特殊时期，为了应对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压力，政府不仅着眼于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失业群体进行社会保护，更重要的是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扩大就业，并在实际中逐步确立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原则，因此，这种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方向通常是一致的。

　　作为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点以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的逐渐改变为表征，所以，我们不妨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现成名称，将这个转折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完成，而是标志着一个制度变迁的新阶段的来临，并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的选择等提出的新的任务。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养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确立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起点，中国有明确目标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历经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养老保险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样，不仅是整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中的一环，还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独特的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

　　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 & 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 & 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

　　3.我们应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就业政策相配合的角度，筹划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低，而老龄化速度异常快的情况下，养老资源归根结底是短缺的，无论是选择现收现付制度还是完全积累制度，都不例外。给定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和老年健康状况的改善，劳动年龄可以有巨大的扩大潜力。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目前在中国延长工作年龄有特殊的困难，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些条件正在形成。近年来，除了民工荒现象持续和蔓延之外，在下岗人员全部并轨之后，登记失业率继续下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应该给予充分的利用，使其成为养老保障的重要辅助机制。特别是，随着新一代劳动者替代了前一代劳动者，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而就业形势大幅度好转，都改变了制度选择的空间，使得延长工作时间终将成为缓解养老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
　　
　　4.我们应该将养老保障的社会化进行到底。即把收缴费、保值增值等运作真正依托于社会而不是单位。过去我们对社会化有一个不尽完整的认识，以为实现统筹就叫社会化了。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极低的覆盖水平表明，社会化的含义应该远远超越这个界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灵活性将大大提高。按照对待就业的传统认识，这种灵活就业也可以称作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竞争，也出现类似的就业形式，即减少全日制工作和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地采取临时性、合同制、自由职业和非全日制等形式。可见，这是市场经济的表现。针对这种就业形式的变化趋势，要把各种劳动者全部覆盖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框架内，需要尽可能高的社会化程度，即真正突破地区、部门、单位和所有制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界限。

　　CAI Fang ( 蔡昉)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ditorial note：

　　According to the Phillips curve, a trade-off exist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rol over inflation and the two can hardly be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in implement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For China's reality, neither high unemployment nor high inflation is acceptable. China must balance the two to steer its economic growth on a stable and relatively rapid path to ensure the creation of some 10 million jobs and effectively rein in infla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these issu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country can strike a healthy economic balance.

　　全文请见：26_32.pdf

　　作 者： 蔡昉 

　　在预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可能性时，大多数观察者都把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产生的就业压力，作为头一位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又把目光集中到严峻的城市下岗和失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所反映的农村就业不足现象。仅仅从表面上观察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宏观经济低潮之后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人们往往把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冲击，看作是一个持续地不利于就业扩大的事件，并且认为在冲击发生的同时，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举措。而本文前面所描述的城乡就业扩大和结构变化的事实，则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恰恰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巨大的突破，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市场机制配置从增量到存量、从边际到全面的根本变化。这个过程可以清楚地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的几个重要特点。

　　着眼于就业扩大的劳动力市场转型

　　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改革与发展的一致性，即两者之间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一方面，改革是由发展的要求推动的，改革促进发展的效应又反过来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发展阶段的变化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指明改革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经济发展和体制完善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良性互动。在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特征的文献中，大多提到并肯定了这种把改革与发展密切结合，或者以促进发展作为改革的目标和衡量标准的做法（如Naughton, 2006, Chapter 4; Lin, Cai and Li, 2003, Chapter 9）。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转型，同样反映了这个改革特征。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从发展经济学文献来看，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理论范式，表面上是对性质不同的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Fields, 2004）。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Todaro, 1969）。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边际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具有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Lewis, 1954）。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因此，能否有效地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并实现城乡就业的不断扩大，是成功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转型促进就业的具体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以及就业扩大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在对外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的同时，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通过就业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效率改进就业条件，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中，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的部分，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发现前者对1978-1989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1%，而后者只有3%（蔡昉、王德文，1999）。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中国劳动力制度改革的鲜明特色

　　（一）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两种改革方式并用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以增量调整为主的渐进方式。然而，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与发育却结合运用了渐进和激进的两种方式。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经历这次冲击之前，非公有经济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为冲击发生时应对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严峻局面做了一定的铺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遭遇冲击，并主要表现在城市公有经济部门职工大规模下岗、失业之前，非公有经济已经得到了政策肯定，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赋予非公有经济以宪法肯定的地位，确保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稳步发展和良好前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业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99.8%下降到1996年的71.6%。

　　同样，经过前面提到的在劳动就业制度若干方面的改革，城市就业在传统计划外的配置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城乡劳动力市场得到了一定的发育，使得就业遭受冲击以后，可以比较快地形成劳动力市场，使得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同步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化解了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而且通过各种市场化的途径促进了就业、再就业、创业和劳动力流动，使城乡就业增长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二）数量调整和价格（工资）调整两种改革方式并用

　　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衰退，在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中，当以数量调整为主时，则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造成社会动荡。而当以价格（工资）调整为主时，由于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会产生严重的贫困现象，同样导致社会不安定（如参见Knight and Song, 2005, pp. 6-7）。中国的就业制度的改革经历了若干步骤，把两种调整方式加以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改革的正面效果，而消除了调整的负面效果。

　　在改革较早阶段，通过边际改革的方式进行了工资的调整。通过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及用新的机制吸纳新增劳动力，把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形成的制度性工资调整到接近市场均衡的水平。随着这个新生劳动者群体规模的扩大，总体工资水平逐渐接近市场均衡水平。但是，对于已经在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工人来说，制度性工资却成为既得利益，难以调整，同时形成了大规模的冗员。继而，借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时机进行了数量调整。一方面，大规模失业和下岗以一定的代价实现了数量调整；另一方面，失业群体在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只能接受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从而同时进行了工资的调整。而工资调整的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配置，从而有利于就业的扩大，进而消除了数量调整的负面影响。

　　（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改革方式并用

　　中国就业制度改革过程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即城乡劳动者追求收入增长与各级政府追求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在扩大就业这个点上达到相会。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寻求就业机会的城乡劳动力突破制度的束缚，自发地跨越城乡、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发育“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另一方面，政府因应这种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新情况和新的制度需求，有节奏地放松制度限制，并相应地对传统就业体制进行改革。在遭受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特殊时期，为了应对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及其导致的贫困人口的出现和数量增加，政府不仅着眼于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失业群体进行社会保护，更重要的是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扩大就业，并在实际中逐步确立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原则，因此，这种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方向通常是一致的。

　　（四）解除旧规制与制定新规制的改革方式并用

　　从对于劳动力资源的计划配置转变到市场配置，要求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就业制度和相关规制进行深刻的改革，表现为一个解除规制的过程。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都伴随着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改革，以及打破城市铁饭碗的改革，使得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建立在市场机制配置的基础上，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例如，这类解除规制的改革包括：企业固定工制度改革，城市票证制度和住房等福利体系的改革，对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灵活性这个特征，被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所欣羡（如印度）。

　　然而，中国在解除劳动力市场制度约束的同时，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立法和规制也从未停止。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劳动法》，对促进就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休假、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劳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随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遇到冲击的时期即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又先后出台了工资指导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等规定，旨在保护就业者，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职工的利益，规范劳动关系。顺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2007年全国人大同时通过了三部有关劳动就业的法律：规定政府促进就业责任的《就业促进法》；规范劳动关系、保护雇佣双方权益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处理劳动关系争议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例如在就业遭受最严重冲击的若干年中，这些法规的发布并不意味着得到了完全的执行。但是，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的确形成了一个保护伞，保证了在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劳动者保护自身权益时有法可依。随着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些法规得到了日益有效的执行。

　　对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的展望

　　作为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点以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的逐渐改变为表征，所以，我们不妨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现成名称，将这个转折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完成，而是标志着一个制度变迁的新阶段的来临，并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的选择等提出的新的任务。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各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政策的调整，都属于解除规制这种类型的改革。事实上，在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都处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也是与经济体制转轨，包括劳动力市场发育相伴随的。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城乡就业得到了快速增长。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被消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在消失。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预测，也显示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短缺已经初见端倪。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人口及其结构的预测与分析，首先，通过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将在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

　　随着经济发展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关系相应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通常，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政府政策倾向的转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推动。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鲜明反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下，不管政府的愿望如何，发展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城市偏向总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就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性质。换句话说，当上述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政策调整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和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而一旦转折点到来了，政策调整就是顺应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性，违背这个必然性就会受到惩罚。

　　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所谓“供求法则”，即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撇开政府或企业是否天生具有善待劳动者的良好愿望不说，西方国家政府立法更加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工会组织得到更高的地位，在雇佣关系和工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雇主为了竞争稳定和高素质的雇员而开始改善雇佣条件，以及劳动者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从而较少受制于“饥饿的锁链”，大都是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的。因此，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大好时机。

　　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转折点上，政府应该积极地通过立法和各种规制，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在劳动力丰富从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易于受到不平等对待，雇主违反劳动立法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在微观的层次上，雇主侵害劳动者利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劳动者如果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就有可能产生不满的情绪，并且这种不满会从直接针对雇主转移到针对社会。因此，劳动者利益和权益持续得不到有效保护，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诱因。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方，政府应该充当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目前，中国正在从长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的新阶段，这种转折阶段正是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劳动者实施保护的大好时机。一个对劳动者实施良好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就是一道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线。

　　文章出处：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9期

　　蔡昉

　　摘　要： 实施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做到"有保有压"，既是中央政府的要求，也已经成为政策实施中涉及各方的共识。本文从民生目标出发，揭示执行"有保有压"时可能产生的偏差，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做到"有保有压"。认为，我们应该把偏重总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更多地转向用结构的办法，解决面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之间的两难困境，或者说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以实现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 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实施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做到"有保有压"，既是中央政府的要求，也已经成为政策实施中涉及各方的共识。与此同时，"保"和"压"分别针对哪些部门，基本原则也是明确的，即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增长和结构的健康水平、对民生的影响等诸方面进行抉择，来决定"有保有压"。但是，由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中央银行与基层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目标和激励的差别，实际执行"有保有压"，却可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例如，中央政府从关注就业出发，要求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持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却可能把这种意图落实为关注GDP增长率；中央银行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基层银行执行中就会选择保大项目和大企业，压小项目和小企业的办法，以便同时满足贷款规模控制和安全性的要求。本文拟从民生目标出发，揭示执行"有保有压"时可能产生的偏差，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做到"有保有压"。
　　
　　一、企业的生与死
　　
　　2008年以来，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陷入困难，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倒闭。无论是从企业家的抱怨声中，还是在关于政策的讨论中，我们最经常听到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开始生效，导致劳动力成本攀高以至企业难以承受，其中一部分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虽然人们并没有忘记其他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其中许多因素如能源原材料涨价等具有外部冲击的性质，所以，除了资金紧张之外，人们通常并不从这些因素中来引申明显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也把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工资成本问题上面。
　　
　　由于2007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比该部门城镇正规就业者的数量还多40.7%，而且他们的工资是市场决定的，也是人们长期关注工资涨还是不涨的对象所在，因此，我们将以农民工为代表来观察工资增长情况及其效应。的确，相对于中小企业以往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说，近年来工资上涨幅度的确较大，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至于这种工资上涨程度是否高到足以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做出判断之前，有一些事实尚需要深入探究，而不能仅仅根据看到的表面现象和听到的一面之词。
　　
　　首先，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是《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两个重要的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政策结果常常被忽视。第一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拉动了大规模的城乡就业；第二是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其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已经大幅度减轻，一个表现就是本世纪以来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2001－2003年的35.6%，下降到2005－2007年的8.9%。这标志着以"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尽管贯彻《劳动合同法》也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并不是在供求关系要求的工资上涨外的叠加。
　　
　　其次，即使农民工的工资以近年来的速度上升，也远未达到缩小与其他国家在普通劳动者报酬上差距的程度，也可以说，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目前仍然保持着，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得以保持。2006年，中国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小时工资为0.69美元，与主要贸易伙伴比较，是美国的2.9%，日本的3.4%，欧元区国家的2.4%；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是韩国的4.7%，新加坡的8.0%，中国香港的11.9%；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是菲律宾的64.3%，巴西的14.0%和墨西哥的25.0%。从如此小的基数出发，即使考虑到2007年农民工工资继续以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速度提高，以及人民币以8.3%的幅度升值，中国制造业工资仍然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
　　
　　更重要的论据是，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还没有超过劳动边际生产率增长的话，工资上涨则不会导致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根据一项计量分析，2004年中国制造业工资只是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25%，2001－2004年期间的工资增长率，则只是劳动边际生产力增长率的32%。这种趋势即使有所改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以往的欠债。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足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撑制造业工资的上涨。
　　
　　大量的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虽然的确是很久以来未曾经历过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宏观政策"防通胀、防过热"的初衷，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另外三个与宏观经济周期有关的因素，却使其面临的是生死攸关的压力。其一，那些长期以来只是靠压低工资和违背劳动力市场规制以维持生存，而在经营上并不具备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日益健全的条件下，被淘汰掉也在所难免。其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处于高度竞争环境，面对国际原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的PPI提高，无法通过涨价释放成本压力，利润被大大挤压，结果是那些处在边缘上的企业便难以为继。其三，在实施以"两防"为目标，并强调"有保有压"的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小企业难以从"保"的措施中受惠，而在"压"的措施中却常常首当其冲。

　　二、保增长为了保就业
　　
　　虽然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工资增长较快，但是，由于这种就业的脆弱性，工资增长导致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也是脆弱的。给定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渠道和特点，在此轮宏观经济调控中，存在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过去较高的基础上出现大幅度减缓的危险。由于统计体系尚未能够充分反映经济成分和就业渠道多元化的新情况，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部分为统计内收入，一部分为统计外收入。前者系由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所获得，而后者是这个调查方案没有能够记录下来的收入。许多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农民家庭和城市家庭都存在着一些难以把全部收入纳入正规统计的因素，因此，居民人均收入比数字反映出来的要高，这个高出的部分是统计外的收入，正如图1所示意的那样。
　　
　　图1：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构成与特点

　　除了统计外收入提高了总收入水平之外，我们还可以假设两类收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是不一样的。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贡献因素来自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而新增就业除了依赖这些部门外，还得益于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增长对这些就业形式的依赖，就意味着他们收入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统计外渠道，使得这个收入来源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大，而统计内收入对传统经济部门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相对较小。如图1所表示的，当经济获得高速增长时，城乡劳动者就业增长较快，统计内外的收入提高速度都较高，而统计外收入增长幅度更大，表现为图中表示统计外收入的虚线有着较大的斜率。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个较大的弹性就意味着，收入的这个组成部分的增长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在经济增长速度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生产成本挤压中下游中小企业利润这个事实的情况下，上面所假设的情形就会在实际中发生。
　　
　　无论是否真正出现了滞胀的苗头，把宏观调控目标明确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都意味着否定一味从总量上抑制增长速度的偏向。然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保增长不是仅仅为了维持某一水平的GDP增长率，而其内涵是保持就业的稳定和有所增加。把保增长的目标明确定为保就业而不是GDP增长率，是有重要意义和针对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归根结底，只有就业才具有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替代抉择关系（trade-off），更因为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单纯从GDP的增长着眼并不必然保证就业增长目标的实现。
　　
　　首先，由于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所造成，所以建立在周期性失业现象上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奥肯关系，在中国的表现十分不显著。根据笔者的估算，在1995－2002年期间，自然失业率为4.43%。如果假设这个水平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话，我们将其与2005年5.16%的总体调查失业率相比较，可以发现周期失业率还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保增长对保就业的效果是有限的。
　　
　　其次，由于经济结构中的原因，即使针对周期性失业现象而言，仅仅靠经济增长也不能取得完全治理和防范的效果。对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在中国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最明显的部门，与拉动就业效果最明显的部门是不一致的。在图2中，产出乘数表示一个部门使用一定单位的最终投入所创造的总产出，而就业系数表示一个部门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全部就业。两者之间不仅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反向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保增长显然不会自动产生保就业的结果。
　　
　　图2：部门的增长效应与就业效应不一致

　　三、在防通胀中保增长
　　
　　鉴于部门的增长效应与就业效应不一致，因此，要特别防止误用"有保有压"的政策，即把"保"的政策偏向于那些增长效应大而就业拉动效应小的部门，而把"压"的政策施加在就业拉动效应大而增长效应小的部门。因此，我们应该把偏重总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更多地转向用结构的办法，解决面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之间的两难困境，或者说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以实现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平衡。
　　
　　首先，在总需求的层面上抑制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通货膨胀与总需求密切相关，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坚信"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合理之处。因此，保持在总量上抑制有效总需求的政策是值得坚持的，关键在于要真正把政策措施瞄准于所应该施加的对象。总体来说，在需求层面上所要控制的，应该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型的行业和企业，以及建设周期长、投入和使用资金规模大的项目。这类行业和企业通常属于不善投资（mal-investment）和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项目的遗产，在图2所显示关系中，表现为增长效应大于就业效应。
　　
　　其次，用结构的办法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既然保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因此，应该把保的重心瞄准在最有利于维持就业稳定和扩大的行业、项目和企业，也就是那些投资周期短且使用资金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型项目和企业，在图2展示的关系中，表现为那些就业拉动效应大于增长效应的行业、项目和企业。
　　
　　把中国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按照行业划分，观察其主要经营特征，可以看到企业的就业吸纳水平，往往与其资金需求量及能源消费水平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关系。正如图3所显示，图3-a中，行业的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水平，与其资产－增加值比率之间，总体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却有一定的负向关联，至少可以粗略地解读为资金需求规模越大的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并不越强。图3-b中，行业的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水平，与其能源消耗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至少不是耗能大户。因此，如果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中，能够按照需求层面抑通胀、结构方法保增长的原则进行"有保有压"，就可以使"保"和"压"的手段，真正有利于扩大就业、减少贷款需求和能源、原材料的使用，使宏观经济政策的正面作用充分发挥，实现抑通胀、保增长、保就业目标的平衡与统一。
　　
　　图3：企业的就业效应与总需求拉动效应方向相反

　　我们可以把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概括为：在坚决抑制住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稳定和扩大城乡就业、继续改善民生状况的目标。而只有把仍然保持着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作为支持的重点，才能在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同时实现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
　　
　　由于位于产业链条下端的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决定者，因此，他们承受的生产成本上涨压力无法通过提高价格得以消化。虽然在过去几年中，面对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制造业企业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品使用的技术效率，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但是，面对当前国内外的周期性冲击因素，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已经难以自救。要想使中小企业摆脱困境，需要运用金融手段和减税手段给予特殊的支持。既然这类企业是保增长和保就业的关键，既然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的确需要国家向企业适当让利，金融支持以及减税应该是最有效、时机最合适且激励相容的政策手段。
　　
　　除了以保就业作为保增长的终极目标之外，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也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根据所谓"奥肯定律"，美国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2个百分点产出增长率相联系。有经济学家估算，出口增长率从20%下降到6%－8%，可能造成2－2.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损失。虽然中国的失业率变化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奥肯经验关系产生的影响效果在中国也会小得多，但是，仍然值得想方设法，通过把自然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来补偿可能的1个百分点周期失业率损失，并且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出处：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5期

　　作 者： 蔡昉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也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偏向。近年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人们从理论上开始询问：

　　第一，GDP一个指标足以概括人类发展的全部需要吗，换句话说，GDP足以解释人类发展的所有维度吗？

　　第二，传统上解释GDP增长的那些因素真的足以囊括经济发展的全部要义吗？

　　本文从人口发展的角度，借助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新理念，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探讨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作用和贡献。

　　一、人类发展的内容和含义

　　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上面，相关的政策建议也都在于寻找那些能够提高资本积累的因素。即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诸如教育、培训和健康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观察，而忽视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而在实践中显得苍白。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也将流于口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直接关注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至越来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道路，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来源方面。例如，最初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人口工作座谈会，被提高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层次，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此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开创了政府以人为本，以人口发展的可持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有实践。

　　从观察人口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角度，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出该组织看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该报告把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时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构成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构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传统上单纯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要更为全面（图1）。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个成就不仅是控制了人口数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诸种要素方面的改善，帮助促进了中国的人类发展。即无论是从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几个角度，都反映了人口发展的成就。图2显示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位始终优于人均GDP的排位，标志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就。下面，我们分别从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要素的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把人口发展纳入了经济发展的视野，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丰富了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1]。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共同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3）。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图3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储蓄率（社会总投资与GDP的比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Cai and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直接贡献。

　　三、人口素质：数量与质量的替代

　　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的技能。人力资本之所以被言之为“资本”，是因为要获得这种资本同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共性；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为它和所投资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分离，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在。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先由舒尔茨（T. W. S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刚刚提出人力资本的时候，这一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触。但随着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阐述越来越清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4鸟瞰其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图4 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有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体现，而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恰恰体现了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文发展更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和途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被认为是摆脱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联合国提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涉及人文发展的指标占有5项。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这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功不可没。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

　　对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图5所示，通过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为24%，与劳动数量投入的贡献份额相当。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

　　图5 经济增长的贡献成分 　　资料来源：蔡昉、王德文（1999）

　　四、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

　　“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例和增长率，从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相关的特征，人口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是伴随着老龄化以及一个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的，是与人口老龄化以后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第二，由于出生时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老龄化然而身体健康，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这里所能看到的是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的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and Mason, 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次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其次，取得这个人口红利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压力还较大的前些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岁左右[2]，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60岁以上。在中国，50-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0%。也就是说，如果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1岁的话，劳动力资源便被大大浪费了。过去我们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地是从指标分母的角度观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因为相对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比例下降，还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长寿。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转变达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图6），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提高，增加对人的投入，可以把老年人口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性，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图6 中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变化
　　
　　资料来源：1982-2000年系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平均数字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08-07-13/124915924030.shtml，其中女性数字引自http://www.gsjsw.gov.cn/html/zgrksjtj/11_34_49_500.html，关于男性数字系估算值。

　　经过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人口观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对人的投资，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5)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Williamson, Jeffrey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44.

　　Lee, Ronald and Andrew Mason (2006),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43, No.3,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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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effrey Williamson,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244, 1997.

　　[2]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就业，一些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就可能自愿或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结果。

　　文章出处：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演讲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摘要：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内在的逻辑推进过程和利益博弈关系，都已经蕴涵在农村改革之中。30年的农村改革可视为城乡关系的分阶段调整；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清晰地展现其逻辑完整的阶段性制度变迁历程；进而可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提炼出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及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借鉴意义。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判断，还概括了农村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展望了进一步改革的前景。
   
　　关键词：农村改革；渐进性；制度经济学
   
　　作者蔡昉，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历时30年；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搞起的包产到户为标志，中国农村的改革也恰好历时30年。古人说："30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30年仁政乃成。"可见，30年是一个标志成熟的时间，是而立之年，所以也是回顾历程、总结经验的最佳时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其经济改革的成功，对于其他面临类似发展和改革任务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激励作用和借鉴意义。进一步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农村经济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在全部人口和劳动力中占庞大的比重，因此，中国与"三农"问题相关的改革经验，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经济学家给予认真的总结和提炼。
    
　　一、农村改革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经济改革被普遍认同为具有渐进性质，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不过，也有人争论说，这种渐进改革方式是就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而言，但是，具体到一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也呈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例如，作为农村改革从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的家庭承包制，其推进有如急风暴雨，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完成了。1980年初全国还只有1.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制，年底就达到20%，1984年底则达到100%，并且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也达到了97.9%，随即人民公社被废除。然而，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在概念上更加准确地区分，什么样的改革可以被定义为激进式改革，什么样的改革可以被定义为渐进式的改革。
   
　　中国农村的这一步改革，从其推进的速度上看，无疑是极其迅速的；从其彻底性上看，废除作为社会主义在农村象征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具有根本性的制度变化。但是，把家庭承包制推行的过程分解，以电影慢镜头的方式展示来看，我们却看到一个清晰的渐进步骤。
   
　　首先，我们来看党中央对待这项改革的态度，以及政策思路的形成。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是，当时这种改革形式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1979年9月中共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第一个正式宣布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例外的体制形式存在的政策条文。其中指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仅仅一年以后，在中共中央印发的一份会议纪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给予家庭承包制以更加积极的支持。该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7页]
   
　　当时，中国农村不能维持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大约为215亿。也就是说，可以被定义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份文件无疑为改革大开了绿灯。随后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③「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连续数年皆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农业和农村的重大问题做出方向性的指引。可以参考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982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制，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1983年的"一号文件"，把家庭承包制称为"我国农民伟大的创造"，从根本上确立了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在这个文件中，党中央还部署了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
   
　　其次，我们来回顾家庭承包制这项改革在形态上的演进过程。针对原来生产队集体"大呼隆"劳动的弊端，农民和干部先后创造出了包工、包产、包干三种承包形式。承包对象最初是生产作业组或专业队，这还仅仅是尝试一种调动劳动积极性的集体生产形式。后来进一步把作业承包到劳动力，就离开原来的集体劳动形式距离颇远了。最后，按照最终产出结果考核的农户承包，彻底打破了集体劳动的形式。而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的差别，则在于前者不再保留生产队统一分配。至此，从制度上讲，集体经济从直接农业生产领域的退出，已经是水到渠成。
   
　　第三，从实行家庭承包制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以及从此而产生的改革激励来看。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制的改革，除了首先可能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即主要是坚持集体所有制的政治要求发生冲突之外，没有触及任何群体的既得利益。农民把包干到户（俗称"大包干"）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这种经营形式兼顾了当时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生产积极性提高的所有收益，是由三方分享的，因而它没有遇到任何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
   
　　至于说到意识形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大地解放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出路；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当时做了足够多的努力，把家庭承包制解释为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形式。④「林子力：《论联产承包制——兼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因此，适逢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重新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机，影响当时乃至此后改革的这一关键障碍被顺利跨越。
   
　　从上述回顾可以见到，实行家庭承包制这一步改革，仍然是采取了渐进、增量的方式进行，遵循了"帕累托改进"原则。①「"帕累托改进"是指改革或者一项政策的实施，至少使一部分人从中获得收益而没有任何人受到利益的损害。该提法直接来自于"帕累托效率"这一概念」只是由于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积蓄太久，伤害劳动积极性的弊端过于昭著，而家庭承包制改善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的效果又实在明显，才使这个改革进展迅速，即在极短的时间内演出了剧烈的制度变迁过程，实现了根本性的体制转变。不仅如此，以家庭承包制为起点的整个农村改革，及至与解决"三农"问题相关的所有改革，都保持了前面归纳的基本特征，即遵循着政治经济学逻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过去整个30年中渐进地得以推进。
    
　　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逻辑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恰当地处理城乡关系实现发展，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转轨国家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发育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把城乡经济加以整合，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发展的任务。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国家，特定的城乡关系是其体制格局的制度基础。首先，人民公社制度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诱致产生的必然制度安排。其次，对旧体制的改革归根结底是对既有的城乡关系格局的突破。因此，调整城乡关系是其不可回避的改革内容。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可以把城乡关系的调整作为主要线索，对农村改革进行一个概述性的总结。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当以往的制度均衡中出现获得收益的机会，并且预期制度变革的收益超过变革成本时，制度变革通常会发生。经济改革作为一种主动的制度变迁，其初衷当然是试图通过引进新的制度安排，改变原有的制度均衡，从而获得制度变迁收益。问题在于，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变革收益也好，变革成本也好，以谁作为主体来衡量呢？就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过程来说，农民、城市居民和政府都是这个过程中的当事人。如果我们以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为出发点，任何改变这种政策倾向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使农民获益而使城市居民有所损失。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理性的当事人，选择要不要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政策，或者接受哪种群众自发性的改革，也同样面临一个变革收益和变革成本的比较权衡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政府通常会选择出台或接受那种对其政治净收益（政治收益减政治成本）最大的方案。而政府的政治收益则是其在执政中所获得的支持，政治成本便是其面对的反对。②「A.Downs，A n Economic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Row ，1957」 

　　
　　按照上述政治经济学模型，我们可以用图1来解释中国农村围绕城乡关系的改革过程。从政治角度看，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收益，而随着改革推进或力度提高，我们可以观察到改革的政治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在图中，这个特点表现为边际成本曲线mc指向右上方，边际收益曲线mr指向右下方，按照决策者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愿望，改革发生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两条曲线相交处。从图示可以看出，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的关键，是尽可能保持改革成本不变，也就是使边际成本曲线不发生向左上方的移动，与此同时，却能够让改革收益持续提高，在图中就是使边际收益曲线不断向右上方外移。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这样的要求。
   
　　在中国，改革面临最大的政治成本来自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既得利益。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改革蓝图和推进的时间表。因此，最初的改革除了获得来自高层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之外，不可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然而，恰恰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注重实际效果的渐进性质。在那些改革之前就有了一个蓝图的国家，无一幸免地被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形成各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和路径。①「例如，斯蒂格利茨揭示了"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目标的真实含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关于在此信念下进行的"休克疗法"改革实践，参见David Lipton and J .Sachs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The Case of Poland ，"B 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 cti vi ties，no.2，1990，pp .293-341.」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并不适用于许多国家的特殊国情，并且往往产生误导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果。②「Joseph Stiglitz ，"More Inst 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2Washington Consensus，"the 1998WIDER annual lecture ，J anuary 7，1998.」连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创造并推行著名的"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本人也承认，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较之远为成功。2003年11月，他在巴西圣保罗做的一次演讲中感叹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相比，不啻天壤之别。③「Jeffrey Sachs ，"Lessons for Brazil from Chinaps Success，"transcript，So Paulo ，November5，2003.」 
   
　　然而，中国的改革道路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下而上"的推动方式。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理论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西方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中，提出改革面临着两大任务：第一是如何通过解除事前的政治约束而启动改革过程，第二是如何通过放松事后的政治约束而把改革向前推进，而这都与补偿改革受损者的难题有关。④「G érard Roland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6，no.1，2002，pp.29-50.」中国领导层的改革决心和理论上的改革共识，与人民群众的改革愿望和探索，形成了"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并且在互动中推进改革过程，解决了上述难题。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起步和推动阶段，政治稳定和坚定不移的改革承诺，使政府始终有能力和意愿，通过整体协调改革的步骤和节奏，最大限度地坚持"帕累托改进"原则。与此同时，改革本身得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效率潜力，通过"做大馅饼"使群众从改革中获益。这种"上下结合"形成了改革不可逆转的条件。
   
　　这种改革的推进方式，也可以由图中得到解释。如图1所示，在o -t0这个区间，推进改革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因此t0是第一次改革完成的均衡点。进一步，由于能够通过正确地选择改革方式和寻找制度变革的机会空间，创造出改革边际成本曲线不变而边际收益提高的条件，改革的第二步于是达到t1这个新的均衡点，并且按照相同的逻辑继而推进到t2.理想的改革推进效果当然是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并非永远能够达到，因此，在改革收益足够大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以改革收益的一部分用来补偿改革损失，从而实现"卡尔多2希克斯改进".①「"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则指改革和政策实施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从而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受到的损害尽可能地小。参见Nicholas Kaldor ，"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Economic Journal，vol.49，1939，pp.549-551；Hicks，R.John，"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vol.49，1939，pp.696-712.」经济改革或制度变革中如果不触动或较少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2希克斯改进".下面，我们遵循这个分析框架，以城乡关系为主要考察内容，分三个阶段来观察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
    
　　三、改革的阶段、步骤和特点
    
　　从1978年这个标志性年份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结束年份1988年为界），可以看作是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改革内容是实行家庭承包制，即农民抛弃生产队"大呼隆"劳动方式和"大锅饭"分配方式，选择包干到户这种承包形式，根本改变了农业中的基本经营制度。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改国家统购制为合同定购制等一系列农产品收购制度，从价格上提供了对农业生产的有效激励作用。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出中，常规趋势的贡献为30%，实行家庭承包制的贡献为42%，农产品价格提高的作用为15%，另外有13%为未被解释的因素。②「林毅夫：《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由于这一步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激励效果，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不仅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即刻解决，而且为非农产业和城市居民提供农产品的保证程度也大大增强。进一步，由于劳动积极性和微观效率的提高，农业中劳动力的使用大大减少，显现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相继从单纯的粮食种植转移到其他领域，致使种植业的多种经营和农林牧副渔业获得全面发展，乡镇企业迅速壮大。因此，这一步改革是通过改善激励机制和解放生产要素，在农村内部挖掘效率潜力的过程，是一次典型的没有损失方的"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
   
　　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为了这一轮农村改革是付出了代价的，即不得不大幅度减少工业投资，同时增加粮食进口。③「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 ransi 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Massachusett 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2007，Chapter 4.」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在解释上并不完全准确，因而不能否认这步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一方面，当时安排增加粮食进口，恰恰是传统体制不能保证足够的粮食需要的结果，也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增加粮食进口也的确有利于实施国家"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④「根据于光远的回忆，当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解释说，增加粮食进口既是必需的，也是调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手段。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此外，那个时期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恰恰针对的是正在形成的"洋跃进"做法，这种政策转向开创了调整城乡关系的新时期，是有意的调整，即使在当时也没有被看作是一种代价。⑤「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然而，家庭承包制提高生产效率的潜力是一次性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包干到户在全国普遍实行、几乎覆盖全部生产队和农户时，便告基本结束。⑥「关于家庭承包制改革的这种"一次性效果"分析，参见J ustin Yifu Lin，"Rural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A 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82，1992，pp.34251；John McMillan，John Whalley andLijing Zhu，"The Impact of Chinap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Growth，"J ournal of Pol i tical Economy ，vol.97，1989，pp.781-807.」许多学者把1985年以后出现农业生产增长率减缓作为标志，认定农村第一轮改革到此就结束了。①「Andrew Watson ，"Chinaps Economic Reforms，1987-1993：Growth and Cycles，"Asian-Paci f ic Economic Review ，vol.8，no.1，1994，pp.57-65.Colin Carter，Funing Zhong and Fang Cai，ChinapsOngoing Ref orm of A g ricul ture ，San Francisco：1990Institute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但是，还有若干其他因素，使得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效应，在80年代后期继续得以保持。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后的价格信号引导下，从粮食乃至种植业中游离出来的大规模劳动力，依次向更加广阔的生产领域转移，农村经济内部效率改进的机会获得更全面的开发，农村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使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得以继续维持到1988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可以被看作是农村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国家为前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总体来看，那个时期的农村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改进农业中的激励机制和农村经济的配置效率，并没有触及到城乡关系的另一极，即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而当改革重点进入到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的城市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农村改革的成果，即农产品的充足供给和农村经济的稳定，与此同时又尽可能不损害既定城乡关系格局中的城市利益。因此，在城市改革方兴未艾的同时，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效应似乎有所减弱。
   
　　通过回顾当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乡关系既定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有若干的因素使进一步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受到了制约。例如，1985年粮食统购制度的改革，在大幅度降低了此前农民获得的超购加价水平的同时，也没有能够真正放开粮食市场，因而对生产者来说价格信号是消极的。②「Terry Sicular ，"Chinaps Agricultural Policy during theReform Period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States，Chinaps Economic Di lemmas in the 1990s：The Problems of Reform ，Moderni z ation ，and I nterdependence ，New York ：M.E.Sharpe ，1992，pp.340-364.」此外，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致使剪刀差扩大。③「Colin Carter，Funing Zhong and Fang Cai ，Chinaps Ongoing Reform of A griculture.」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表现为徘徊和下降的趋势。
   
　　但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变革收益的过程，本身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逆性。在国家支持"三农"的政策以及从直接投入上调整城乡关系的努力，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程度的同时，日益摆脱制度性束缚的中国农民，继续寻找着发挥生产潜能、增加家庭收入的各种经济机会，促使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照样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改变。而推动这个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从而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计量分析表明，1978-1998年的改革期间，在GDP 高达9%以上的年平均增长中，劳动力数量扩大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率则为21%.④「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地区的城市政府，常常担心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会导致由地方财政补贴形成的社会福利的流失，担心外来劳动力会冲击当地的就业，因而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待外来劳动力的态度，形成政策上的摇摆。但是，城市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终究表现出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效果，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进入至少持容忍态度。此外，全面统筹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倾向，使得中央政府在大部分年份，都把农村劳动力流动看作是积极的现象，并在把握平衡中逐步放宽劳动力流动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和居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政策环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和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做出了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努力。
   
　　这种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政策调整，是若干个主体之间互动或博弈的结果。这种互动发生在劳动力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流动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以及两类劳动者与政府之间。①「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总体来说，这个政策调整过程也是把改革寓于经济发展之中，并遵循了"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一方面，农民工虽然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但是，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户从打工中获得的收入总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参与也填补了城市大量的岗位缺口，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城市居民、地方和中央政府无疑获益颇丰。
   
　　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统计口径开始使用常住人口概念，即按照实际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概念划分城乡人口。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200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36.2%，比1978年的17.9%提高了一倍，比1990年的26.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大幅度地矫正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非典型化特征。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和跨地域流动，以及城市经济活动中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注入了竞争的活力，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转型，加速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然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终究要受到传统城乡关系格局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劳动者的就业由计划统一安排，不管劳动态度如何，也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没有被解雇之虞。职工的社会保障和相当一部分福利，都是通过单位提供的。基础教育按照户籍由城市社区来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一系列公共服务，都隐含着政府财政补贴。所有这些方面都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彻底性，因而户籍制度的改革迟迟没有根本性的进展。由此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像候鸟一样地周而复始，以致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也导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凋敝的景象。
   
　　在这个改革阶段上，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资源流动的不对等和公共服务不平等现象仍然得以保持，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扩大。早期的农村改革产生了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效果，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根据价格调整过的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户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2.57一度降低到1988年的1.51，但随后再次扩大，2000年提高到2.04，2006年回复到1978年的水平。学者们曾经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亿-8000亿元。②「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即使到现在，这种农业和农村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也没有扭转过来。在1980-2000年期间，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通过各种渠道从农业吸取了1129万亿元的剩余用于工业发展。如果从城乡关系看，同期有大约2.3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③「Jikun Huang ，Keijiro Ot suka and Scott Rozelle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psDevelopment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 ，eds.，Chinaps Great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与此同时，200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下降到15.1%，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0.0%.按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中国大陆已经达到了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发展阶段。①「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个转变采取农业保护的形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其农业产值比重和农村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占总量的约1/4和1/2.参见KymAnderson，and Yujiro Hayam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g ricul turalProtection，East Asia in I nternational Pers pecti ve，Sidney ，London ，Boston：Allen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2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6.」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以来，伴随着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国进入一个调整城乡关系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不断得到扩展。
   
　　这个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改革，最初是以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提出的。继而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形式推进实施。在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之后，农村改革的内涵进一步集中到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以及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迄今为止，这一轮城乡关系调整已经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如为农民工进城居住和工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取消实行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国家财力的大幅度增强，是能够实行这些对农业、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政策，彻底改变城乡关系格局的重要物质保障。以现价计算，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2000年的1.3万亿元和2006年的3.9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万亿元。因此，尽管这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对城乡关系的调整，决策者所具有的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以及日益增长的雄厚财力，足以保证其成为新一轮"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式的改革。
    
　　四、改革的基本经验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投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始终是作为经济建设方针的标准表述。然而，恰恰是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成为计划经济实践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和表现。事实上，在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上述建设方针与这个发展战略目标必然产生内在的矛盾。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那种以为毛泽东把农业和轻工业摆在比重工业更加重要地位的看法是一种误解。
   
　　毛泽东在1956年的讲话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了"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是否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只是对于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的问题。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按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逻辑，降低工业化的门槛要求压低劳动力成本，进而压低农产品价格水平，必然导致垄断农产品流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以及控制生产要素流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③「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因此，扭曲激励机制的微观经营制度和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内生的传统体制模式的必然结果。相应地，根本改变城乡关系格局，有赖于对这个传统发展战略及其派生出的传统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改革前的时期，由于农民没有对人民公社的"退出权"，④「Justin Yifu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p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6，1990，pp.1228-1254.」在极端缺乏劳动激励的条件下，"偷懒"就成为农民唯一能够选择的退出方式。国家为了从农业剩余中获得积累，以及取得足够的农产品以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只好加强对农业的控制和索取。这又进一步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当时的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陷入一种"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losing cycle）。①「这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表述。参见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 ，Chapter 4.」产生的结果是农民的分配状况日益恶化，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供给不足，城市居民陷入严重的食品匮乏。在政治气氛变化的条件下，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改革即不可避免。在第一步农村改革中，农民实现了彻底退出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愿望。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根本解决了农业微观经营环节的激励机制问题。但是，在支配城乡关系格局的整个政策取向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农民收入并不能完全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而获得继续提高。随着农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以及改革推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选择了"用脚投票"，②「"用脚投票"这个概念，是指居民通过流入、流出来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见Charles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4，1956，pp .418-424.」即通过跨地区流动寻找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形成了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民的这种选择，对改革开放时期令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政策谈判地位。
   
　　虽然农村劳动力跨越城乡和地区界限外出打工，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当他们的利益与城市居民发生冲突时，例如当城市劳动者担心他们抢了就业机会时，城市本地居民的抱怨声对于政策更具影响力，地方政府在那个时期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常常倾向于保护本地劳动者。③「关于城市居民运用"呼声"和"投票"两种机制影响政策，农民用"退出"或"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意愿，所形成的城乡关系改革过程中的博弈格局的分析，请参见FangCai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 ructuring，vol.40，nos.122，2007，pp.189-206.其中一些概念的出处可参见Albert Hirschman，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and Stat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21世纪以来，农民和城市农民工的呼声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政策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前所未有。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三农政策内涵的扩展和实施的深入，农村改革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城乡关系格局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归纳出若干成功的经验，甚至可以提炼出成功实行改革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保证改革是正确的和不可逆转的，并且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被接受的。 
   
　　第一是决策者要过解放思想这一关。从中国农村改革的三个阶段来看，无论是接受家庭承包制这种农业经营形式，还是允许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并为其创造不断改善的政策环境，或者是从根本上尝试改变城乡传统利益格局，领导者或领导集体能够解放思想，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传统认识，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都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其实，在其他国家的政策演变经验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对于再分配政策的不同理念，对于收入分配等民生状况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民生的政策不尽相同，收入分配结果也就大相径庭。④「Paul Krugman，"Wages ，Wealthand Politics，"New York Times，August 18，2006.」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改革决定，以及不断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决策，反映在每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和每一次改革的转折点上。特别是，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刻或改革措施的选择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候，党中央总是把进一步思想解放作为突破传统禁锢的基本手段，将改革推向前进。随着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越来越得到重视，城乡关系的调整思路就更加清晰，政策效果愈益明显。
   
　　第二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归根结底，群众是改革的获益者和当事人，在具备了进行制度变革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他们在现实的制度创新中具有充分的智慧和能力。例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营制度形式，都是农民的自发创造；前所未有的劳动力流动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而新农村建设中的许多做法，发明权也属于农民。可以说，以农民为主角的农村改革，从其步骤、内容和效果看，都是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完美印证和检验。①「Justin Yifu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and Imposed Change，"CA TO Journal ，vol.9，no.1，1989，pp .1-33.」
   
　　第三是改革必须坚持步骤上的渐进性。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触及城乡利益格局的一连串制度变革，可能具有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在一定的时期或阶段内是有限的，在另一个时期或阶段却有可能被再次创造出来。同样，可能具有的"卡尔多2希克斯改进"空间，依改革的性质和可能创造的净收益以及实施补偿的操作可行性，而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不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推进改革，即使改革本身是必要的，目标是正确的，也有很大的风险遇到反对和抵制，使改革无果而终或流于形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也是为了促进发展，承受不起为了追求某种抽象目标而牺牲发展。因此，推进改革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特定的阶段主要解决当时最紧迫且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不应指望改革"毕其功于一役".
    
　　五、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前景展望
    
　　在农村微观激励机制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的结果，就是导致农村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都大幅度减少了。这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新格局，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相配合，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趋于上涨。②「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按照刘易斯的定义，由于内生的因素，当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现代部门工资上升时，就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第一个转折点，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我们称其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农村改革提出两个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使我们得以展望一个崭新的城乡关系格局。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对接。库兹涅茨通过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考察发现，长期来看，二者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④「Simon Kuznets ，"Economic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1，1955，pp.1-28.」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 字型曲线。当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时，如果政府同时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通过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曲线就可以从其最高点向下滑动，收入分配状况便得以改善。这样，刘易斯转折点就可以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重合。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从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刘易斯的定义，在第一个转折点的基础上，对二元经济的进一步转换，终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被单一经济结构所取代。①「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可见，当我们迎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之时，也就是中国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形成均衡发展的城乡关系之日。但是，中国经济在到达这一转折点之前，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有赖于更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和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的最关键条件，也是改革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包括农产品价格市场决定机制的完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建设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
   
　　首先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农村改革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涉及"三农"问题的政策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民从政策中得到了实惠。2008年，中央政府对农民种粮给予的直接补贴（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类补贴）已经提高到1028亿元。②「孙政才：《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2008，http ：//www.npc.gov.cn/」但是，这种补贴在对于农民收入增加起到良好的帮助作用的同时，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却是相对有限的。例如，根据一项在水稻种植地区对农民收入支持政策的效果评价研究，③「N.Heerink，Futian Qu，M.Kuiper ，Xiaoping Shi Shuhao Tan，"Policy Reforms，Rice Production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China ：A Macro2micro Analysis ，"AgriculturalSystems ，vol.94，issue 3，2007，pp .784-800.」废除农业税起到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大于种粮直接补贴，但是，包括后者在内的这些收入支持政策，都没有完全实现鼓励粮食种植的初衷。在作者研究的江西省两个村庄，由于现金收入增加有利于购买非粮食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并且有助于农民生活需求拮据程度的缓解，这些政策措施的一个不利结果却是粮食生产中劳动投入减少，粮食产量和销售量反而下降了。
   
　　可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决定机制，是农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如农产品保护价格制度），起的作用可能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样就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提高，以至农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④「Yujiro Hayamiand Vernon Rutt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农业和粮食产业已经具有了比较优势。这时，中国粮食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经济上已经是可行的。在国际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国内的情况下，农产品获得更加贴近国际市场水平的价格，农民就有了更大的激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生产和供给能力，并通过农业这个正常产业提高收入水平。
   
　　其次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育。理顺工农业或者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平衡两个地区或部门之间的资金转移。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存在的条件被消除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也从财政资金角度大幅度调整了城乡和工农关系。然而，由于农村金融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仍然受到压抑，不仅农民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农村总存款远远高于农村总贷款，这意味着金融渠道推动了农业和农村资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净流出。2006年，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11.7%，但是，农业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只有5.9%.
   
　　其实，农业既不是一个失去重要性的产业，也不是一个没有资本回报的产业。农业份额越是减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就越是重大，也越需要一个从科技水平、基本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等方面体现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人在论述对农业的反哺时，认为农业是天生的弱质产业，只能靠政策扶持。还有人认为，农业是一种准公共品的生产领域，不能当作一个独立、自生的产业对待。然而，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①「Baiding Hu and Michael McAleer，"Sectoral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2002，"http：//www.iemss.org.MorganStanley ，"Chinaps Agriculture More Profitable than Modern Sectors inComing Years，2002，"http：//english.people.com.cn.」这使得中国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但其前景取决于对农业的投入。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例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0.8%，而中国还不到0.4%.②「Jikun Huang ，Keijiro Ot suka and Scott Rozelle，"The Role ofAgriculture in Chinaps Development，"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 ，eds.，Chinap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推动改革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的构造，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
   
　　第三是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体化。迄今为止，户籍制度仍然是妨碍劳动力流动的最大制度障碍。在上述两个挑战中，第一个即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转化为库兹涅茨转折点，是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加以实施的，并且具有可操作性；而第二个挑战则是最终结果。因此，从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着眼，创造库兹涅茨转折条件，尤其具有紧迫性。
   
　　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通过解除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扩大就业，是保证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关键。由于普通劳动者或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比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了的收入可以更多地用于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这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又会相应地保证国家有日益增强的足够财力，继续缩小城乡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实现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城乡统筹。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欲进又止，所遇到的根本性难题，恰恰是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巨大鸿沟。一方面，一旦解除户籍控制，城市就可能形成迁移人口蜂拥而至的局面；另一方面，即使城市政府采取接纳迁移人口的态度，也无法以城市居民当前享有的水平，为移民兑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因此，保持持续经济增长、提高政府财政能力、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别的努力，进而彻底改变户籍制度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实现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是具有"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性质的今后改革的特点，也是实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内容提要：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本文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关键词：减排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发展方式
   
　　*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caifang@cass.org.cn.作者感谢张彬彬对数据处理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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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